营里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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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秉益作品 |
“政府为什么扣留你？”
“他完了，他没有前途了！”
同学们听到我在年终的长假里被政治部扣留两个月，交头接耳便得出这样的结论。小伙子怎会有这么世故的念头呢？莫不是被大人教会的。
“黑名单有你的记录，以后就别想混了。”不知是谁，又补上一句。
我们阅世不深不晓得黑名单是什么回事，只觉得不过是危言耸听，未来的事谁说得清楚？表面上唯唯是诺，心里却不相信。大人们都爱杞人忧天，我们可管不了那么多，渐渐的也就不当一回事。父母亲却是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个词似乎有千斤的重量，沉沉的压在他们心上。母亲的鬓角间未几便多了几片霜白，父亲脸上的沟壑更深邃了。他们的步履步履蹒跚，眼神涣散，那个标签意味着你是个异类，异类是要受人孤立和敌对的。不知这个诅咒是怎样传出来的，总之他们是相信了，并且看到住家附近布满了监视的眼睛，整天整夜驻守的那里。
“你快快离开这里吧，不要跟任何人有任何关系。专心读你的书，什么事都不要理会。”
族里的长辈前来开导我了。那年我20岁，刚刚开始接触社会，长辈们就劝我不要理会社会的事。他跟我讲了很多故事。他是我的伯父，浑浊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多年来，为了安排族人的生活，解决兄弟妯娌之间的纠结，他已伤透了脑筋，如今，这个不懂事的侄儿又给他增添新的烦恼。他看来很累。
“你打不过他们的，快快认了吧！”他说。
我也知道，有一场仗正在打着。战场的情况却是所知有限，半夜里偷听秘密电台我得知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我并没有想过要参加，可我对它也不冷淡。我想了解一点儿关于民族和时代的问题，那些老师们三缄其口的社会真相。他的故事我听不懂，只知道跟战争、出卖和被遣送出境有关。
村里和族里的长辈们平时也不谈这些，私底下时而提起，也是如履薄冰，深恐自己的底细落入别有居心者的耳里。然而切割了历史和民族情感的生活毕竟枯燥乏味，唯独这回蹲了一回牢，无意间打开了许多被禁的话匣子，才知道民族的故事原来那么宏伟，那么辛酸，深藏在平凡的生活表面。许多悲欢冷暖被前辈们默默的吞在心里。我的认知虽然肤浅，但是对时代的热情，却不曾冷却。
父亲伸出左手，给我看他的手背，说：“你看，这是一条平坦的路。”然后，将手一翻，给我看他的掌心，说：“你看，这也是一条平坦的路。”
他要说的是，世间平坦之路何其多？你干嘛不选一条康庄的，偏偏选这荆棘小径？见我不为所动，便继续说下去。然而说着说着，自己却语塞了。“我都不会讲了，唉！”
身边翻腾着许多浪涛，我自己的一根信念却始终不曾动摇。因为无知，也因为我接触到了理论。长辈们的说词诉诸情感缺乏逻辑理性，我当它是弥漫在空气中的一个舆论。然而，要等到过了40多年，我才把它写出来，却证明了我也一样，把它深埋在心里，良久拿不出勇气将那敏感的咒语戳破。我并非勇敢的斗士。
我其实十分脆弱，也经常迷惑，在警察局的小房间里就崩溃过许多次。幸亏每一次，都被时间的老人灵巧地愈合了。我仗着自己年轻，换上一副坦然的、不顾后果的心境，得以在那个不属于人居住的地方，待了两个月，后来第二次半年，居然完好无损。
那地方是专门为思想家而设计的，它里面什么也没有，铁门经常上着锁，里面的人没有锁匙。要出去必须把铁门摇出一个声音，才会慢吞吞的出现一个打着盹的警察。只见他摇着一串锁匙丁铃铃的走过来。上厕所？我点头。他便打开门，然后看一下腕表。出了这道铁门，便是厕所，外面又围着另一道铁门。
那小室是洋灰地面，有一处高出一尺，一排木板嵌在洋灰里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板块，叫做床。三面光秃秃的灰墙，另一面是铁珊。铁珊面向通往外面的那道门，总有一个警察躺在门边一张椅子上打瞌睡。
其中一面墙顶部，亮着一盏壁灯罩着铁网。它可是整天开着，然而它的光是那么昏暗，只刚好驱除最基本的黑暗。我们其实不需太多光线，思考毕竟无需眼力，闭上眼睛反而更好。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扇小窗，有时透着光，那是白天。光线没了，就是入夜了。
墙上有斑驳的血痕，每晚准时出游的木虱群，给它增添新的图案。人在外头被吮吸够了，在这里又被这昆虫欺负，深恶痛绝之余，在它逃走前，狠狠的按在指尖下，拉出一道长长的血纹。谁在乎给那白壁油上一层新漆？鲜血的图腾旁边，文字工整地用铅笔写着两句诗：“此处非家是我家，安居乐吃依靠他。”
真的，无需用太多的语言去诅咒那个地方，因为外面的子弹要比这里残酷得多了。我们偶而听到一些关于外头枪声的消息。
那环境教会我跟自己的内心讲话。我跟自己说，小伙子，这里没有人照顾你，你要懂得照顾自己。母亲不会在你耳边唠叨，同志们的援手伸不到这里；切不可心浮气躁、绝望、茫然或愤怒，保持心情的平静最重要，否则你可能被抬着离开这里。
我以这样的策略跟纷至沓来的负面情绪战斗。但觉好思想总是一瞬即逝，恶劣情绪得到铁笼的支援总是不断膨胀发酵，有几个人进了小房不久就变得疯疯癫癫语无伦次。也许，他们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对命运的正确认知。
我又发现我们被自我囚禁，其实远比铁笼来的严重。崩溃总是从思想开始，它先自陷入了死胡同，再经铁笼的打击就一发不可收拾。我大抵有这自知之明，见有人唱歌，便也跟着唱了起来。歌声在封闭的室内袅袅回荡，尾音尤其富有韵味，叫人忘记眼前的一切，仿佛台下早已集聚了一群观众。警察照顾着他的黄梁梦，不怎么干预。唱累了，却不许脑子闲着，我给自己讲故事，讲三国和水浒的故事。有时，背诵课本上学过的唐诗。背完唐诗背成语，背完成语背寓言。又仿佛站在台上演讲，面对一位聚精会神的听众，让我不得不收起胡言乱语。这样要求着自己，倒也乐在其中，有时还很夸张地给自己一个掌声。
至于警察为什么扣留你？可真不是我们可以回答的。警察要捉谁，谁就应该被捉，无需理由，无需控状。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知道事情其实很简单，只要让警察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就懒得看你，最好你快快滚蛋。于是你就可以回家，当个平凡的民众。许多人被扣留后，尽量把自己变得一文不值。另一些根本不把扣留放在心上，他们认为，今天他们放了你，明天照样可以重新把你捉起来，没有必要争取这些不靠谱的自由。
70年代初期，后殖民地景象迅速成形。英国人退出了政治舞台，马共被非法了，五一三刚过不久，突然出现一大片权力真空。野心家垂涎欲滴，纷纷冒出头来，抢夺属于人民的利益，即便是单纯的乡下孩子，如我，也能感受到一股闭塞的空气，在校园里弥漫。
有个早晨，副校长来到我们班上，叫所有的马来同学站起来，然后说，政府要给你们奖学金，你们到办公室处理手续。这事像把刀刺过来，为什么政府派发奖学金不是给全部学生？为什么不是根据成绩表现？为什么只给一部分人，根据肤色？
陌生的种族主义就在那时后抬起了它骄傲的头颅，无声无息进入我们心中，几十年不断发酵，无法剔除。我们感受到了被歧视的眼光，不满在同学间微弱的散布，然而校方压根儿没打算理会这些不满的声音。我们又发现，那个事件并不是最后一个，而是许多类似事件的开端。后来，讲华语也被禁了，华文书成为违禁品，华文课排在放学后。学校是教育机构，老师是为人师表，平等是道德准则，然而这些都得不到维护，校园环境显得破破碎碎。
我们搞了个华文学会，虽然没有犯规，校方却不许我们活动，不许利用课室开会，不许唱华语歌。巡查员把我们从课室里撵出去，我们只好待在走廊上，半个钟头后散开。尽管心里塞满了愤概，我们和马来同学之间的友善来往，并没有中断，年尾结业时，我跟一群马来同学到影像馆拍了一张合照，保留到今天。
有个星期一的早晨，我穿上薯粉浆过的校服，坚挺的衣角散发出母亲熨出来的气味，使我精神抖擞，感觉前途无量。那天的周会，有两名穿制服的警官也在台上。校长将他的训词缩短为几句话，只叫同学们细听一段演讲，就坐下了。一个警官随即拿起麦克风讲话，讲了大约十分钟，竟然是关于种族和经济的大课题，然后停下问大家：“同学们，你们对我的谈话有疑问吗？如果有，可尽量发问，我们今天来这里，就是要回答你们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尽管发问。”
我觉得如骨梗于喉，便举手要发问。我在班上也是经常这样提问的。台上的印裔校长坐在最左边，看见有人举手，竟然显得很紧张，猛挥他的手叫我坐下。他也是我们的英文老师，在班上，他那么喜欢看到我们对他的课做出回馈，可在那一刻，他却一反常态。现在想起来，终于明白他的用心良苦，他要保护我们。
但是太迟了，另一位警长已经看到我了，叫我把问题说出来。我只好战战兢兢地问了一个问题，因为紧张而不知所云。那警官却是很客气地回答我的问题。我以为没事了，不料过了不久，就有一个同学阴阳怪气地对我说：“你进入黑名单了。”
我在血痕斑斑的墙壁前想，为什么他们把你扣留？觉得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因为你问了不该问的问题。那年代，人民是不许知道太多真相的，可有些关于经济和种族的东西，被纳入了考试的范围，非了解不可。“新经济政策”就是其中一个冒出来的新名词，老师发给我们几篇关于这项政策的文章，叫背起来，考试时照搬即可。
我在学校里经历的这些事，回到家忙着干活，并没有跟家里人谈起，然而它是那么的真实，既然学校没有提供答案，我便往禁书里查询。后来更进一步，上演了一段失踪、逃离、漂泊的篇章，最后在太平扣留营画上这段岁月的句号。那年代，凡是要寻找真相的人，只有一个去处，就是扣留营。
这些寻觅者形成了一道洪流，各以各的姿态投入其中。我是以思考型的姿态投入，有些人选择战斗型。战斗者不会傻呼呼的公然发问，当出头鸟。我却不怎么在乎所谓暴露，你说可以公开询问我就公开询问。然而那是战斗而非思考的年代，他们把我请去了警察局，原来在那里有我的问题的答案。学校和警察局，其实是同一个机构。然后，被送去太平扣留营深化了解。
那座北方的大营房，在山边，是警察扣留所的延伸，也是专门为思想家设计的场所。上午有凉风，下午有热风，傍晚有彩霞，晴天有蓝空，雨天有闪电。无风无浪的日子，这里还算是个人住的地方。
我喜欢“太平”这个名字，希望从那光秃秃的山上，飞出一朵和平的祥云，周游世界，降魔伏怪。我有幸在这里修炼两年，也是一个福报。
我们的九区在营地尾端，是个新区。坐卡车来这里，要经过其他营房。从卡车厢里放眼望去，一堵堵高墙，缠着重重的铁丝网，围成许多个格子。格子与格子交接处耸立着瞭望台，晚上，聚光灯从台上往下照射，监视的眼睛徐徐旋转。
我来的时候是白天，看见一处墙上，坐着几个赤膊、蓝短裤的青年。我以为是猴子，看清楚，原来是人。他们似乎知道我在车里，纷纷向我们的车挥手，用学校里被禁的华语高喊：“同志！不要怕！”
于是我又听到这句久违的问候。
我在九区遇到两个同村的乡友，也重逢了我的哥哥。那两句血墙上的歪诗，再一次得到了应验。
全营大约40人，住满两个像医院般摆设的营房。像个大家庭，各有各的事务忙碌，做手工艺品、运动、做木工、洗厕所、炊事、学习，或三三两两，聊家乡的人事家事。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个营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跟其他的营没有来往，不像其他的营有搞组织，有人领导，有学习班，必要时有抗议、绝食、爬墙、喊口号。我也不知道有哪些大人物住在这些格子里，后来才知道，我们是室友包括许多响当当的大人物。
我没有继续思考问题，而是想学一门谋生的技术。按书学速写，却没有成功，书也看不下去。多数时候，带些傻乎乎的浪漫跟营友们下棋、讲笑话、打乒乓。
我只希望能够帮助我的乡友林光耀先生舒缓一点儿恐惧的煎熬，因而常常跟他聊天，也让他在羽毛球场流一身汗，好让他忘记死刑的恐怖。我来到九区不久，他也来了。在村里我们只是点头的朋友，来到这里感情陡然增加了几倍，乡亲加上同志，加上玩伴。他说他的罪是死刑，而你们过了两年就可以回家，所以他快乐不起来。
见我神情惊讶，他说警察在他的修车间里发现一颗子弹，那就够了。那子弹，是组织叫他做土制散弹枪用的，警察突袭时搜到了。我说他们吓唬你罢了，一颗子弹怎么可以构成死罪，你又没有开过枪杀过人。他说他的父亲已经接到通知，叫他准备去收尸。我说你还没满18岁，他们不能判你死刑。他说满了，18岁刚刚过几个月。几个月都不能放过？我说，如果死刑他们不会放你来九区，我们打羽毛球去吧！
他后来被转移到其他区，后来又回去警察局的小房，等到我终于转了一个圈，看了一回世界，离开了那里，回到父母亲身边时，哥哥跟我说，林光耀被吊死了，他的父亲收了尸。
悲剧！
我跟一些营员直到今天还时有联系，也不缺乏新鲜的话题。往事已经远去，似乎忘了，却又不时被提起，好像并没有过去，渐渐的不再“不堪回首”。种族主义也还在，压迫也还在，快乐的云彩依旧稀薄。唯有这些扣留营文化挥之不去，尚未过时的同志情谊洋溢纸上，回荡心中。那山边的营房渐渐空虚，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新时代的巨轮，从它旁边轰隆隆碾过。
（刊于文艺春秋，2022年12月20日，2025年4月改写）
脸书：#李开璇随笔 20220707
（收集在2022年10月14日出版的《前太平营政扣者鱼米之乡——适耕庄生活营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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