瞳孔裡的闪光

拿督辛加拉维鲁医生（右）与妻子伍娟好（2024年1月27日上传照片）

（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主角是新山著名医生Datuk Dr Singalaveloo）

1. 

1995年8月29日下午 

我举家从金宝搬来新山不到两个月，在乡间培养起来的一种悠閒心境，即被城市的迫促感所驱走。仍然是混一口饭吃，仍然捉不住自己爱做的事，似乎也没有自由放心去进行。城市的人潮摩肩接肿而过，女性流行穿背心式的短上衣，紧紧的贴住肌肉。衣上的折皱都是横向的，跟从前的直纹不一样了，说明人们的心比较敢于往横裡想。短衣没有罩住的腰围和肚脐直接和空气接触，看到的人和穿着的人都同样有种凉快感。少男也爱把头髮染成金黄色，戴耳环，和少女的装束“争妍斗”。巨大而醒目的商业招牌到处可见，充斥着令人怀疑的承诺。这些立在人潮中的牌子，为何不写上一些对大众更有鼓励性的字 眼呢？

你的存在价值是什麽？他们的存在价值又是什麽？答桉已迷失在晃动的光影裡。各自管各自的事吧！一切言论都是多馀，唯有果敢的行动，才是最有力的声音。

有一个盛大的嘉年华会正在城裡举行。今早有人邀请我去观赏它一整天的节目，然而我却懒得走动，仍留在报社的小天地裡。我想到了个人的脆弱和生活的被动，想有所作为却一无所有的无奈。这样的东奔西跑，北上南下的迁徙，正好说明我的渺小和判断的失准。从厕所旁的一面镜子，我照见了自己愁苦的脸。

只有好的活动能让我活泼起来，而好的活动需要标緻的人们去带动。我的遗憾是，搬家使我告别了许多标緻的朋友。我不晓得在这新环境裡，那儿可以找到另一批标緻的朋友。

报社裡到处是纸张，空气浑浊，不时打来的电话摇晃着我也是浑浊的心思。文章都啃不下去了，正后悔错过那场凑热闹的机会，我又接了一通电话。

“李，听说你来到了新山，你住在哪儿呀？”

“啊！威鲁医生，是你吗？”我立刻听出辛加拉威鲁医生的口，那麽快速而流利的英语。

“是的，我是威鲁，你在哪儿呀？”

 “在新山的星洲日报，医生。你令我惊讶，怎麽忽然间打电话给我？  ”

“娟好前几天提起你。很好，你果然在新山。李，做点事情吧，今晚到我家来，怎样？”

“我早就想拜访你了，就是不晓得你家的路怎样走。”

“让我告诉你....今晚有一批中国人来我家，你过来吧。来了一次以后就熟了。”

“一批中国人？”

“是的。过来跟他们聊聊，你知道我不懂华语。”

原来有任务交代，看来不是简单的任务。和陌生人来往我最怕缺乏新鲜的话题，别人讲的东西你又不懂，冷淡了客人。而我的情绪正低落。人家老远而来，让人家看一张乌云密佈的脸？

“我不晓得跟他们讲什麽，我没有心理准备。”

“放心，过来了就行。顺便帮我做点翻译。”

“好吧，”听到翻译我真的放心了，这应该不会太难吧。“你们如何认识的？”

“是这样的，”他说：“他们刚才在大城市广场作了一场表演，带他们来这裡的机构本来答应载他们到吉隆坡游玩，却临时改变了主意，哪裡都没去，让他们待在酒店裡。我说，不然来我家吧，反正没事.. ..”

下班后，我接照他讲的地址寻到他在“龙园”的住家，斜阳照着他家门前的一丛盆栽。伍娟好淡妆站在花树旁边，笑吟吟的还是如6年前 一样，予人如沐春风的亲切感。我没有看到中国人。

那年，我出席一个在云顶高原举行的中文研讨会，伍娟好也出席了那个集会。她也是这样略施脂粉，穿一袭中国旗袍。

由于我们的孩子吵着要玩耍，而我们又要出席会议，无暇兼顾。陪同太太前来的威鲁医生说：“把孩子交给我吧，反正我没开会，语文障碍。”

于是我的两个孩子便暂时由个医生“褓姆”看管。医生喜欢孩子，我的孩子相信不会使他纳闷。然而他驾了半天车，正有一个休息的机会，却被两个小东瓜吵着。我为此觉得很抱歉。

他把她们和他的小儿子放到温水泳池裡嬉水，她们竟玩个不亦乐乎， 不肯上来。他担心她们出意外，在池边看着。我们上了两个钟头研讨会出来，她们还泡在水裡。可苦了这位高级褓姆，后来他叫他的侄儿古玛帮忙照顾。

“看样子，这两个小东瓜不听您的话。”我说。

“她们非常好动，儿童都是这样的。”医生说：“一下子就跟我的孩子混熟了，玩起来真是忘情得很。学习也快，她们开始时还怕下水，现在差不多会游泳了。”

 3岁半的施恩还穿着泳衣，头髮滴着水，显得非常兴奋。我把她抱起来：“将来想不想当医生？”

“想。”

“那麽，看清楚这位叔叔，”我指着微笑的威鲁医生对她说：“瞧， 这就是一位医生，一位顶瓜瓜的大医生。刚才，妳们有没有跟叔叔讲话？”

一定是没有，因为她不好意思起来，掉过头去。威鲁医生握了一下她的小手：“改天到叔叔家裡来吧，鲁本时常在家。”鲁本是他的小儿子，只有4岁。

世事更迭嬗变，这些年来，很多大事件轰动了又沉寂下去，繁华顷刻间趋于平淡，似乎没有一件事是真正的大事，没有任何一个经验值得我们牢记。唯独这件小事很难令我释怀。

“近况好吗？”伍娟好开口问道。

“平平淡淡，妳呢？”

  “我们真高兴，新山多了你一家人。你还有写小说吗？”不知道谁告诉她我写小说。

我说，小说我想写，却老是写不好，目前只是写新闻。文学创作这门艺术，一搁下了就很难再提起笔。“朋友们一听到我要写小说就直摇头，只有年轻摇笔杆的朋友们还有点儿意思。”

于是谈起朋友。我说，近年来我结识了不少朋友，大抵上可分为政党的、青年团的、商界的和文化界的朋友。只是表面的交往，无法深交 。

政界太多斗争，太少原则。青年团没有方向，自我膨胀，听他们发言很闷。文艺界瞎子摸象而不自觉，老是被什麽东西困扰着，找不到路走；不作一点儿放肆的批评总不过瘾。商界的朋友以你赚钱的多寡来衡量友谊的重量。如果你有一点才能，他们就设法说服你，叫你把这才能用在对他们的赚钱事业有助益的事情上，设一个陷阱让你跌下去 。你跌下去之后他们捡到了利益就走开，你必须自己爬上来。所以我跟商界的朋友一旦疏远，差不多马上停止来往。

 “常听人说朋友像美酒，越久越香醇，你的意见如何？”

我说：“他是一个人，你也是一个人，于是两个人之间就应该有一种友谊的存在。如果这种媒介物欠缺了，人就和动物无异了。但是人们常常用一种所谓友情把你套住，并利用这种关係要你无条件地为他做事，例如替他作免费的宣传，就把友谊的意义削弱了，使友谊的内涵变肤浅了。反过来，我们帮朋友也不要讲条件，甚至不要管他是不是朋友，只要是一个人，就应得到另一个人善意的对待和帮助。我还不曾见过一个人全然抱着这样的态度交朋友。这些年来我检讨了各方面的友情，略有一点觉悟。只有像你们这类坦诚的交往，最接近我所说的这种友情。”

谈话间，威鲁医生回来了。“陈明瑞还没有回来吗？”他问，看了看 腕錶。“现在7时半了，他们该准备好了吧？”略一迟疑，又说：“

李，我们到酒店去，陈明瑞一个人载不完。他们大概有15个人，我们过去他就不必走两趟。”

2.

1995年8月29日晚

我坐上他的丰田，他一面驾车，一面说：“中国人内心深处是纯淨的 ，因为中国人没有先入为主的宗教偏执。他们认为，宗教是个人的事  ，为宗教打仗和争吵是愚蠢的。他们的信仰很朴素，讲求纯淨的精神陶冶。其他民族说中国人重物质而轻精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实他们所要求的精神是一种更真更善更美的濡养，不是胡扯的宗教教义。”

到了大洲酒店，进去一看，却没有看到那批中国人。他打个电话回家去，才知道他的朋友陈明瑞已经和另一个友人把客人载到他家裡去了 。

 “中国人的心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我又上了他的丰田，他的手在驾驶盘上，一面说：“真诚、实际、讨厌空谈。他们没有上帝的观念，但是相信有一个天。有困难就向天求助。这也好，中国人虽然拜很多神，但是相信最大的神是天帝，其他的神都受祂管辖。他们没有谁的神比谁的神伟大那类无虞之谈，天庭是一个有秩序的地方。他们认为 ，为神灵而争执是愚蠢的，因为那些神其实是他们自己供上去的，也 可以自己把它们撵走。干嘛为这些事大动干戈？”

我听了他的分析觉得新奇。宗教战争，异端邪说之类，到底是什麽回事，我实在懒得去理会，这大概是受到父亲那一代人的膜拜方式所影响的原故。父亲在神坛前的表情看不出很真诚，他一面烧香祭拜一面喃喃自语的说：“李门堂上历代祖先贤考妣，五方五土龙神，唐番地主财神，天神地神：今天是喜气洋洋的大好日子，李某人今日有请，诸位大神请齐齐光临，有肉有酒任吃任喝。李某人今日在此祈求诸神显灵，保佑我一家人出入平安，无病无痛，年年发财、进步，风调雨顺，衣食不忧....”

我想这就是“朴素的信仰”吧。他对这种显得单纯的崇拜方式并无歧视。后来我知道他的宗教思想来自巴哈伊信仰#1，没想到他对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也颇有观察。

巴哈伊信仰的教长阿博都巴哈#2有篇《中国书简》。他在这篇短文裡 ，呼吁巴哈伊到中国去，“奠下上帝王国的基础”。他说，中国人“最纯真，最爱追求真理....往中国去的巴哈伊，必须具有中国人的精神，熟读中国人的经书，了解中国人的习俗，以他们的立场和语言，跟他们来往。他必须忘记自己的私心杂念，一心一意为中国人的精神福祉着想....”

这篇700字的书简威鲁医生几乎可以背诵出来，常常搬出裡面的句子 ，鼓励他的朋友们到中国去，以鼓吹“中庸、温和、理性、灵性内容丰富、包容性广大”的巴哈伊教义。他说：“巴哈欧拉#3带来的丰富的宗教知识，和启发性强烈的精神阐说，对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是一个补充，非常贴近中国人的心灵，它必将使这个民族增添瑰丽的风采。”

那时候，马中关係还没有今天这样开放，中国人来马访问的次数也没有今天这样频繁。许多威鲁医生的巴哈伊朋友，自费到中国去，和中国人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难得有一批中国人到马来西亚访问，威鲁医生也就乐于尽一次地主之谊。

那晚，他家门前多装了几盏灯。一群年轻，皮肤白晢的中国男女聚在他家厅门前，兴緻勃勃的谈着话，不时发出阵阵笑声。龙园裡一片静谧，唯独他这间房子特别热闹。贵宾中有位年纪稍大的，是贵阳市的文化部长李嘉棋。另外十多位团员，都是20岁开外的年轻人。看到前来迎接的人大多数不会讲华语，而有些儿不自在，只坐着不走动。这种陌生感在威鲁医生出现之后，立刻消消了。

威鲁医生已和宾客们见过几次面，他进来时，还是和他们每个人握手寒喧。他的英语很浅白，偶有难句才用得上我这个通译。我吃惊地发现，这些客人年纪轻轻，竟个个身怀绝技，全都是歌唱家、二胡手、琵琶手、笛子手、口技专家之类的菁英。他们对南洋色彩的好奇，似乎和对艺术的好奇相等。有四、五个团员围着一位印度人，从她眉间的一个红点，谈到印度人的婚礼习俗。

  “这儿的气候和你们贵阳比较起来怎样？”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话题，和一个坐在门前矮牆上的男子聊起来。

 “完全一样，温度在摄氏32度左右，雨量也差不多。马来西亚湿气重些，还是习惯的。”他操着抑扬的腔调打开话匣子，也打开了心胸。

接着便娓娓地畅谈中国的人文地理，因为知道我不曾到过中国。 “中国地大物博，真是无奇不有。”我只好应和一些閒话。“你们也很特别，乃奇中之奇。致于我们这儿嘛？一个混居的地方，有时和好 ，有时不客气的大吵一顿。”

 “大厅裡挂的一幅图写的是什麽东西？我们倒没有看过。”他忽然问 。

他指的是一幅波斯文写的祈福书法，和一面位于中东的巴哈欧拉的陵堂摄像。一个巴哈伊过来给他解释后，他奇怪威鲁医生的家裡怎麽有这样多波斯的东西。

这时，伍娟好请大家到内厅裡用餐。客人和几位本地人鱼贯进入一间摆着食物的内厅。伍娟好把碟子交给每个人，客人们自己选了喜欢的菜餚。一个女团员看到锅裡黄色的饭，指着问是如何染的颜色。一位妇女告诉她，那是马来西亚道地的黄薑饭，送咖哩鸡特别好吃。于是客人们都吃了黄薑饭，也嚐了本地水果、咖哩馅饼和甜汤。

夜渐深，一位团员忽然自己奏起一首二胡曲。在他的带动下，其他的 团员也一个接一个，演奏了琵琶独奏，和笛子二胡二重奏。一个清脆的女高音深情地唱了一首中国民歌。歌声在空气裡迴盪，似乎不会散去。

 “是谁在唱歌呀？这麽动听的嗓子很久没有听过了。”一个年长的邻居寻声而来，只为了一睹演唱者的风采。却惊见原来是来自远方的客 人。

一位年轻的男子宾客从衣袋裡掏出一片叶子。很普通的一片叶子，放在唇边一吹，竟然奏出了一首抑扬顿挫，疾徐有致的曲子。人们都说了不起，这样一门技术要花多少的功夫才能学得上手呀。

接着，一群本地青少年手牵着手合唱了数首各种语文歌曲。其中一首叫做《造桥》：

当牆说：

“走开！我来自一个不同的国度。”

你得告诉他：

“地球本是一个国家，万众都是她的子民。”

让我们把这面牆推倒，变成一道桥

握紧兄弟们的手一齐走过去

到一个上天承诺人类的世界裡

我们用牆来造桥

用牆来造桥

用牆来造桥

用曾经把我们分开的

牆

来造桥

平淡而不甚整齐的唱腔，和刚才那个悠美的音韵相比，真是差太远了 。他们毕竟是青少年，没法充份掌握歌中高远的感情。

我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大的语文上的障碍。他们无法明白由各种语言唱 出来马来西亚化的歌曲，因而想看一看歌簿上怎麽写。看了歌词又有别的问题，主客在这样的问答裡，把这全无客套的聚会拱托得十分和谐。友谊的脚步从歌曲裡迅速走来。

威鲁医生说话不多，反而交代我代他招待客人。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平时也是一个发问者，非常了解发问者的心情。现在反过来作为一个回答者，才发觉问的容易和答的困难。最后我把孔子搬出来。谈谈孔子吧！在今天晚上，孔子该有他的一个位置。

 “孔子《大同篇》，讲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幼有所长，不幸者都得照顾。这篇预言向来被当作是孔子的一个远见，但是今天的世界，已有充份的条件，让这远见变为事实。”我说。

一位团员回应道：“这位威鲁医生可真有大同世界的观念。”

 “他是塑造大同世界的共同行动者。”有人这样回答。

威鲁医生并没有听到句讚美的话。他在厅的另一端，问一个团员是否感到快乐。看看手錶，10时3刻了，他忽然站上门前的矮牆，提高嗓子道：

 “我，一个马来西亚人，今晚以一颗愉快的心情欢迎你们中国的朋友们。你们的到来使寒舍增光不少，你们的表演真是精彩极了，叫我们大开眼界。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的善意我们心领了。今晚粗菜淡饭，聊表我们一点心意。请接纳我们以这简单的方式，表达我这平民对你们的敬慕之情。寒舍是开放的，将来你们要是再来新山，随时欢迎再度光临。若不嫌鄙陋，也欢迎你们留宿。”

我把他的话译成中文。持久的掌声是对他的热情积极的回应。这时，我瞥见他的眼裡闪动着一道光芒。 

3.

1996年1月4日上午

在我正面坐着一肥一瘦两个妇女，她们起初对我和我的记事簿感到不 安。过了一阵子，惭惭忘记了我的存在，只想到自己的悲哀，和别人 的幸福。

肥妇诺艾妮沙乌达和瘦妇沙依达巴哈侬正在埋怨命运对她们不公平，门依呀一声，黝黑的达兰抱了个钢盔进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觉得疲倦吗？”

“只有他是超人，我们都累到要死啦，他还可以驾巴士。”沙依达说，声音沙哑。

“那就该好好休息了。”

不料两人都一齐摇头。沙依达说：“我已洗肾三年了，家产都已洗得一乾二淨。我才37岁呢，看去很老是吗？真不知得了什麽咀咒，带着这个罪洗也洗不掉。”

“你有孩子吗？”

“有。我还要养他们。也没力养了，拖着脚走路，怎拖得动？4个孩子，最小的8岁，最大的只有18岁，3个唸书。大的那个刚刚出来做工。工厂工，能够赚多少钱？”

“洗了3年肾？”

“骗你做什麽？真的是3年，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动一下就喘个不停，那裡能做工？以前我在杨协成做，后来没办法了，辞掉，在家养病。但是心烦得不得了。怎不烦呢？我所有的积蓄都给了医药费，还是不够，又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讨。向福利部拿了5千元，是一年的，只3个月就已一乾二淨....”

她开始抽泣，顾不得揩掉眼角的泪水，继续说：“我已经欠这裡好多个月了，他们还....”

她一时激动，说不下去了。静止片刻，等平静了些，说：“最后一次付款是去年七月。接下来的洗肾费都没有给。他们告诉我，下星期一必须再给一次钱。如果不交，就不再让我洗肾了，他们已通融我很久。但是我的钱一点着落也没有，真是烦死人了。已经算是便宜的收费，我还是没有能力给，我也没有脸霸住洗肾机不给钱，要给别人机会嘛。”

“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还有一些儿怀疑。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可想。”她黯然神伤。我看到她眼睛周围有一片黑晕。“社会保险听说还有一点儿赔偿，不知道有没有下文，有的话也是远远不够。我想申请在这裡打份工。这儿有几个打工的都是肾脏病人，可是没有空缺了。”

还要问下去吗？我不禁犹豫起来。好比一个飢饿的人没有饭吃，将活活饿死一样。这就是我看到的事实。血液裡的毒素将把她杀死，尸体也将是缺氧的黑色。

没料到这次访问一开始就这麽悲哀，竟然是生死的问题。我难道做了记录就可以当作没有一回事，若无其事的走出这个气息微弱地方，回去写几个字交差？

“我把你们的遭遇登出来，说不定有好心人读了，捐点钱给你们。”

我终于找到一句比较有人性的语言。

“那就真要大大的感谢你啦。”沙依达说。

诺艾妮听我这麽说，朝着我直看。彷彿我是一个会变出钞票的魔术师。

这个胖姑娘穿着一件褪色的旧花衣，好像刚刚哭过，因为颊上有些潮湿。她，只有36岁，两年前由医生介绍，来到这个洗肾中心。之后，便和它结下了不解的，也许还是生死之缘。

肾病夺去了这个活泼的女子的笑声，她吃零食排遣苦恼竟变得痴肥。

找一个男人结婚，生子？“还是不要连累别人好。”她说：“幸亏没有孩子，否则也是一个拖累。”

工作没了，虽然只是菲薄的工厂工。尊严也没了，因为必须仰赖他人的施捨生存。而别人并不乐意承担她无底的医药费。

“去跟创办这所洗肾中心的人说谢谢吧，最低限度，它让你多活了3年。”我说。我听到的回答是两声一齐发出的歎息。

这歎息也是属于达兰的。

来自新邦令金一个穷苦家庭的他，4年前来新山“寻找好运”。然而，幸运之神跟他玩捉迷藏。

有一天，他忽然头昏眼花得很厉害，去医院检查。检查后，医生脱下眼镜，表情严肃的说： “你的肾在收缩──两个都是。”

“还可以医治吗？”

“末期肾病，两边都不能操作了。”

“为什麽我一点都不知道？”

医生想了想，“你要我怎样回答你？”

“哦，那我应该怎麽办？”

“你到洗肾中心去吧。”

“洗肾中心？”

这个名词第一次在他的耳鼓裡轰鸣。

那时，新山中央医院的洗肾部门已经爆满，罹患肾病的人又太多，而且很多病例一被诊断出来就已是末期，洗肾的需求非常迫切。挡期排得太远，达兰又不能等，只好光临外面的洗肾中心。柔佛专科医院设有一个中心，每洗一次肾需要170元。另一间是非营利洗肾中心，就是设在新山哈里茂街亚必大厦三楼这间，叫扶轮社洗肾中心。我的朋友瓦苏在那裡当监理。每洗一次肾收费60元，这是不赚钱的最低收费。

于是达兰成为这裡另一个伤心的常客，每週三次上门来，在动脉上插针，然后和洗肾机睡3个小时。休息一会儿，让一阵晕眩过去，又回到驾驶盘上。

风雨不改的耗损，风雨不改的清洗，风雨不改的支出。

他不时回去打一枝贺尔蒙针，要不然会出现缺血的现象。他这个坐在驾驶盘上的人，不能头昏眼花。

他和他的太太的收入加起来只有1千200元，一週的打针费和洗肾费足以吸光他们全部的收入。洗肾中心见他的太太必须时常来照顾他，刚好缺人手，就聘请她为助理，月薪450元。这门差事多多少少纾解了达兰的困境。

我访问了瓦苏出来，看见大门旁的廊间，有五、六个病人在静静的等候。无血色的皮肤、黑色的唇、疲倦的面容。无力的眼光投向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太幸福了。

我看到一个50岁左右的华人妇女在洗肾机旁，自己动手作洗肾的准备工作。她的丈夫黄士光站在门边，露出徬徨的样子。

黄士光是一个菜农，自从半年前他的太太张花开始洗肾以来，他就没有钱买农药和肥料。种出来的蔬菜和黄瓜又瘦又小，又患虫害。农药店不再肯赊账。没办法，收了不干。

他愤愤的说：“私人洗肾中心收费太离谱，洗一次血280元，验血型一次100元，买一包血230元，塑胶袋一个5元。往往一包血不够，要买两包，加起来845元，还没有算服务费。这不是剥削是什麽？”

他的语气中充满着重重的怨气，这对他们的健康是有害的。但是对于这间义务洗肾中心，他和其他病人一样，却流露出好感和称许。

是的，它没有办法消除病人的全部问题，而且非常拥挤，但是它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与爱心。

到今天为止，这个洗肾中心和它的11架洗肾机，已经默默地为无数的肾脏病人工作了5年。

瓦苏说，威鲁医生是促成这个计划落实的大功臣，他也担任这个义务洗肾中心的主席。他获得扶轮社柔佛州主席K.N.星和一班社友的协助，尽了很大的力气四处联络徵求，才筹足费用买下这些洗肾机。

“我们的朋友威鲁医生？”我感到意外。

“是的。他现在是拿督辛加拉威鲁医生。”

“他受封了？什麽时候？真是可喜可贺！”

“他做得好，苏丹封他，就这麽简单。”瓦苏说：“他看到医院裡洗肾部门的拥挤，和病人的无助，而决意成立这所义务洗肾中心。医生在1991年成立这间中心时，这类低收费、非营利的洗肾中心，全马只有它这间。它的成功带动了其他团体也纷纷成立类似的洗肾中心，政府也给予推动鼓励。洗肾病人是需要关怀的。”

“你也很不错，肯在这裡天天照顾病人。不是每个人愿意这样牺牲的。”

“不，我只是在这儿打一份工。”他谦逊地一笑。

我走出大厦，向车水马龙的大街长长嘘了一口气。被封为“拿督”的人我见多了，我却很少说“可喜可贺”。他们不是靠粗大的财气，就是有厚实的政治手臂在后面撑腰。往往需由政要的推荐，才得到这样的名誉。但是他们的名声和表现之间，往往相去太远，实在有辱这个高贵封号。

威鲁医生充其量只是一介公务员，并没有趋炎附势，也没有加入印度国大党，而且并不怎麽富有。真正富有的人不会像他这样，凡事亲力亲为。他的受封完全凭自己的力量，而且也并不在乎得到得不到。□

4.

2000年9月26日晚

威鲁医生是一个行动型人物，一个少说话多做事的实干者。你要是想学习不断行动的秘密，只要注视辛加拉威鲁，就会有所体悟。

他时时刻刻想着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思考着该怎样创新地做件事使人受惠。在他出席的集会上，他设法问候每一个人，包括小孩，让他们觉得舒服。他一出现就走进各色各样的人群裡，和大家打成一片。他是个深谙服务之真谛的人。

偶尔，他会皱一下眉头。因为有些事情忘了，一时想不起来。

他不会把时间花在准备长长的讲稿，在台上卖弄才华。在他主持的会议上，不曾见他长篇大论。他把发言的机会让给别人，把行动的机会留给自己。

他除了在新山中央医院门诊部服务之外，也是许多重要人物的家庭医生。职责之故，时常需要出席各种集会。迟到的部长和政治要人，夺去了他不少的时间。这事最叫他感到无奈，甚至是气愤的。

“已经过了半句钟，还没开始。”有一次，在一个被无故拖延的集会上，他看了看腕錶说：“我不喜欢这类应酬，如果有选择的话，我宁愿去见病人。但是，这是我工作的一部份，我要做好工作，就不能缺席。这半句钟，我要是在别的地方，可以见到更加需要照顾的人。在这裡却是白白浪费时间。”

他认识很多人，在这些谋杀时间的集会上，总是见他和一个什麽人认真的讨论，似乎总是有重要的事情处理。在他周围，往往是一批故作悠閒，实际上一无所为的人物，开着不痛不痒的玩笑。

今天晚上，他实在找不到可以认真谈话的对象，因为出席的人数还很少。我看见他从口袋裡拿出几张纸，一一检视了，在上面写些东西。他已经有些老花眼，必须把纸条推得远远的，才能看清楚自己写在上面的东西。

我忽然觉得，应该主动上去和他聊聊。一路来，都是他主动接触我，问候我，我永远是一个被接触者。一个缺乏热情的人，一个需要关心的弱者，一个不敢分担他人忧愁的自私者。他是一面镜子，从裡面我看到了自己的另一个面貌。

我仍然无法和他深谈，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我缺乏强烈的服务精神。在他的世界裡出现很多人的名字，和他们所做过的事，但是我并不认识这些人。

我完全有自由打破这种被动的地位，成为一个主动者。从一个弱者变成一个强者，从一个被关心者变成关心者。

年龄的差别也可以跨越。他53岁，我44岁，不能说有代沟，只是彼此接触的范围不大一样。我只记得我们的“故乡”都是在马六甲州的野新县。他出生在印裔胶工聚居的实甘园坵，我在土展区内长大，都是农村的孩子。

我记得，我们曾在野新英文中学受过教育，他是我的学长，而常常忘了，他已是一位服务长达28年的有名望的内科专家，早已活在无数病人及其家属的心中。他在义务的巴哈伊团体担任全国理事25年的卓越贡献，也早已写入历史。

“做医生真不容易呀，您是怎样分配时间的？”

“像这样，把要做的事，写在纸上。有时他们打电话来，我正在驾车或在做什麽事，必须写下来，要不然很可能忘了，误了事。”他仍在看纸张上面潦草的字。

“您不觉得累吗，天天这样为各种事情奔波？”

他没有回答累不累，花白的头髮和下巴一撮短髭，似乎不懂得什麽叫做“累”。

“当人家找你的时候，他们必定有事需要你帮忙，你就应该帮忙他。有些外地的朋友只是打电话来，他们要见我很不容易。”

他看着一张纸上潦草的字。“有一个北马的朋友打电话来，询问关于大脑手术的问题，我要查询专科部门的时间和器材之后，才可以给他一个回音。”

他看另一张纸。“另外一个朋友没有我的电话，托家裡的人告诉我，他的儿子心跳失常，担心得了心脏有孔症。问可以不可以直接见专科医生。我必须通知他，把医药报告和心电图直接拿给我看。”

“这上面写的又是什麽呢？”他换上另一张纸。“对了，这个朋友的女儿出生时的医院文件弄丢了，托我帮忙查查医院的文件记录。要不然，他的女儿拿不到报生纸。我在麻坡时兼任医院的行政主管，这种事处理多了。哎呀！我怎麽忘了州务大臣，他的脚踝扭伤了，我今天还没有过去看他。现在就去吗？”

一列火车轰隆隆地从屋后驶过去，对面的好世界广场红白色的牆上现出灯光。新山世纪花园西比路的巴哈伊中心这时聚了一批人。该会主席拿督辛加拉威鲁医生和理事们，今晚和社区的朋友们见面、祈祷和报告，并举行一次飨餐。

他介绍了数位新朋友，谈了该会的区域发展计划，吁请会友们支持总会的出版信托机构，便提早离席去见他的病人。□

5.

1997年6月8日中午

“你的家庭有两大民族合起来的力量，我的只有一个民族。所以还是你们伟大。”

我们有时讲英语，有时讲华语。对于善意的玩笑，像我今天开的这个，伍娟好总是报于和蔼的微笑。

巴哈伊社群内流行一种言说：华人和印度人来马来西亚落户，完全是一种“天意”的安排，并含着历史神秘的意愿。华人和印度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在这个自由的国度认识巴哈欧拉的教义，然后把这个精神原则带到世界各地。尤其是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使两大文明得以进一步“灵性化”。

这个说法的出处已不可考。有人推测，马来西亚巴哈伊社群内，有很多华印通婚的家庭，所以产生这样的言论。

伍娟好在社会风气相当保守的1976年嫁给威鲁医生。那时威鲁医生已自马大医学系毕业，在新山当见习医生。她的婚姻在家庭中引起一阵不安，只是由于他是个印度人。她终于冲破这个偏见的厚茧，奔向美丽的理想。

阿博都巴哈于90年前访问美国时，主持一个黑人和白人的婚礼，并说，任何种族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这个事件的强烈信息鼓舞了她，使她坚信自己的选择必定会开出丰硕的果实。

“威鲁医生的眼睛裡有种很特别的光芒，不认识他的人，以为他很凶。”我说。

伍娟好听了，哈哈大笑。“会不会是他的眼镜的闪光？”

“不，是瞳孔裡的光。”我说：“像电光那样一闪，一直闪到你的心裡去，有时是非常慑人的。谁也不知道它怎样产生，但是大凡平庸之辈都没有发光的能力，只有睿智的人才有这个特徵。只要看看一个人的眼睛，你就知道他有多少智慧，骗不了的。”

“是吗？”她说：“怎麽我一点都没有觉察出来？”

“你当然觉察不出来，因为看太多了嘛。”我说：“但是有些人不敢正视他，却说不出什麽原因。其实是给这种光吓住了，自己却不知道。”

“我今天倒要认真的看看。”她说。我们因为这句话又笑了起来。

“我看到他年轻时的照片，这种光还没有显露出来。年纪大了才渐渐出现，而且越来越明显。”

“你的眼睛有没有这种光？”她笑着问。

“我怎会有呢？我这麽平凡。”

她想証明我是错的，但是辩不过我。我说：“妳总是看到他温和的，和颜悦色的脸，所以不会注意到这种光。他对妳当然不凶，因为妳比他还凶嘛。”

她听了又哈哈大笑。

“我看你外表温和，内裡是不肯随便让人的。比较执着的那种女人。”我加了一句。

“不，我们俩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非常喜欢交朋友，所以很合得来。但是我们女人理家，不能太软，一定要有主见。我看你和你太太也是一样，你的太太比你凶，是吗？”

我笑而不答。她立刻改口说：“不是无理取闹的那种，我是说，她比较主动、执着，你比较随和。我看得出来。”

我只好承认。“是的，我总是想避开口角。家裡要是吵吵闹闹的话，很耗精神的。”

“不可以把不愉快的事情收在心上，一定要讲出来。”她劝我。“讲出来你会好受些。你把东西放在心上，要到什麽时候？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不如早早讲出来，省得将来吵一顿。”

“我最怕吵架了，有些话怎样讲也讲不清楚。”

伍娟好忽然转身到厨房去：“你在这裡等一下，我去后面煮点东西。

女佣回印尼去了，只好自己来。”

她刚走开，我就见到一个黑人女子，从楼上走下来，跟她一起的是威鲁夫妇的小儿子鲁本。我曾见她穿着制服在龙园前的大道候车亭，原本住在伍娟好这裡。

走近了，才发觉她不过20岁左右，比我还要高。细嫩的绻髮，粗大的颧骨。她露出一排白牙向我笑了一下，点了一下头，算是打过招呼了。正想和鲁本进去室内，大概是教他做功课。

“妳是那个国家来的？”我叫住她。

“我来自坦桑尼亚。”她说：“来这裡学电脑。是拉真介绍我来的。”

我不知道谁是拉真。她解释说，拉真是马来西亚到非洲去传教的一个巴哈伊，他所住的巴哈伊中心，正好在她的家对面。大家认识了，拉真回国时她便随同一起过来。事先得到威鲁医生的同意，到马来西亚可以住在他的家裡。

“原来如此。”我说。“你也是一名巴哈伊吗？”

“不，我是基督教徒。”她有点不好意思。

“哦，这是没问题的。”我设法解除她的尴尬。“威鲁医生是很开明的人。”

她也说“没问题”，再加一句：“我在这儿一切都很好。”我又看到她的白牙。她的笑容不能说很“妩媚”，因为非洲人的纯朴感太浓厚了。

“那妳什麽时候毕业？”

“还有大约6个月。”

“先恭喜你啦。你们坦桑尼亚人流行出国吗？”

“这，我也不清楚，”于是变成了閒扯。我问了她的名字却无法记牢。直到后来再问了伍娟好，才记得她叫鲁依阿娜。

伍娟好从后来出来了。脸上沾着油烟，手裡提着一个饭格。

“送饭给谁？”

“送给威鲁的。”

“怎麽医生这样大男人主义，还要太太送饭？为什麽不去医院的食堂吃？”

“不，不是这样的。今天医院来了很多病人，有些来自很远的地方，门诊部格外的忙碌。威鲁医生总是不肯叫病人改天再来，一定要看完所有的病人。所以看病要看到很迟。”

“所以，妳就给他送饭去？”

“难道不应该吗？”她说：“他不喜欢食堂的食物，因为不如家裡的清淡和卫生。”

“伟大的妻子！”我说：“现在什麽时代了，还有妻子这样给丈夫送饭的。”

她并不生气。“我们做太太的，一定要关心和支持丈夫的事业。他在外面是很辛苦的，太太应该照顾丈夫的起居饮食，回到家裡弄个热水浴给他冲凉之类，也是应该。还有，把家裡打扫乾淨别让他操心，他才能把工作做好。”

“你不是专业人才，是专业太太。”我说。这可是一句由衷的讚美。

她仍然心平气和的说：“孩子读书的时候我把电视机都关掉，自己也不看。过后，找一天有空时一家人到电影院，选一部好戏一齐观赏，或者到海边游泳。”

她换了件衣服，提着饭格，驾威鲁医生用了13年的丰田出去了。

她今天也许要在威鲁医生的室子裡待一个钟头。她平时也经常这样送饭，而且不会匆匆回来。她给威鲁医生送去他爱吃的中式烹调，和一份真挚的关怀。她等他吃了才把饭格拿回来。在这短暂的聚会中，他们讨论孩子和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他们俩人，各把各的角色扮好，配合得多麽美妙啊！我若是要知道威鲁医生的情况，或者要约见他，只要个打电话给娟好，就不难完成任务。

今天，她还有一项特别任务，就是要瞧瞧医生的眼裡是否有一道慑人的光芒。 

6.

2000年10月8日下午

威鲁医生追求单纯而丰富的人生。单纯是他的穿着，老是那一套整洁的长袖衣，有时结条领带，有时脱掉。有时换上一件峇迪衣出席晚间的集会，好像也老是同样一套。改变的是他的头髮，从结婚时的忧郁青年黑黝黝青丝，变成了精明的中年花白短髮。一撮短髭始终没有离开他的下巴，改变的仅是它的色泽。

龙园的一间半独式房子是他们结婚的地方。一住几十年，越久越有灵性，越住人气越旺。

他的单纯是锺情于一种工作，不作旁顾。

“我喜欢这份工作，这是一份高尚的工作。如果不喜欢，我不会做28年不改行。”他说：“许多人问我要不要开自己的私人诊所，有人出高出几倍的薪水请我。但是，我的心始终在政府医院，怎样也丢不下她。”

顿了一顿，他说：“在这裡我可以为更多的人服务，服务的范围也比较广泛。”

我坐在他家中那套相当陈旧的沙发上，想知道他是否有新的动向。最近他的几个重要病人身体不大好，他经常必须整夜留在医院裡，很难有机会跟他畅心的谈谈。只好通过伍娟好约他在週日的今天下午见面。

他有很多医生朋友，大多数在政府医院服务不久，就出来开设自己的诊所。多年来，有些已拥有数间诊所，完全养成了一种上层阶级的生活，和公务员时期已截然不同。金钱和自由都比他“丰富”多了。他也不错，但是谁人不是在世俗的荣华富贵上面再接再励，更上层楼？

威鲁医生曾留学英伦2年，专攻内科。于1979年回国，升任麻坡医院专科医生兼院长，为期10年。1988年，他40岁时，调升新山中央医院门诊部的医药部门主任。他初任该职时，该部门只有胸科和肾科。今天，它设立了脑、心脏、神经、糖尿病、血液及药物等专科部门，有14位专科医生。

担任这个职位12年了，他有没有想过辞职呢？或者像一些医生那样，到新加坡大赚新币？任何人为自己的“前途”另谋高就，都符合时下的风气。因而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出来。

他那麽资深，朋友那麽多，服务记录优异，正是开创个人事业的大好机会。今天的人，谁个不这样功利挂帅？

他目前和政府医院已无任何合约，如果今天想辞职，明天就可以走。

但是他说：“我不会辞职，肯定留下来，一直到我退休的那天。”

还是往常的平和口吻，但是我感觉出话中的力道。它是对那引诱的一个嘲笑，对社会的一个宣言，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和承诺。

“金钱不能代表一切，金钱不应该是最终的考虑。你得从其他方面着想，想想社会裡的病人。”

我在思索他如何产生这样的思想。昨天，我为一个亲戚安排看医生，去了一趟新山中央医院的门诊部。一大早，它前面的泊车场就停满了车子。这裡是许多人牵肠挂肚，也是寄于希望的地方。

这幢黄色的大厦在医院的左边，右边是急救部和登记部。六层高的病楼建在后部份地势较高的地方，髹上红色的漆，面向碧蓝的马六甲海峡。和这些病楼分开的是一等病人的病房。这是一些陈旧但凉快的建筑物，隐蔽在最高处的林荫之间。

风从海上吹来，灌进门诊部的大门。衣袖紧紧的贴住肌肉，有些儿冷。

往门诊部内部走去，我看到一面红色的牌子，镶着两行亮晶晶的字体，写的是这句使命宣言：“我们为提高医学专业技术和生产力而努力，协助人民达致国家的理想。”

走廊上各种指示牌指向不同的部门，有精神病、解剖、皮肤重植、图像诊断、妇产、神经手术、骨伤、急诊、皮肤病、麻醉、幼儿、尿道、耳鼻喉、病理、口腔解剖及训练学院等部门。诊室外钉着一排排的椅子，坐满了人。

从他们的外表和衣着，可以看出，大多数病人是中下层的劳苦大众，是无法缴付昂贵医药费的一群。有些身边放着钢盔和食品衣服等物，有些把孩子带在身边。有些人睡在外面的走廊上，顾不得脚步的杂沓，仍在做着风餐露宿的梦。

另外一些，是像我这样匆匆忙忙，为病人奔波的人，和穿着白色长袍的医生和洁白衣袍的护士。对了，柔佛州的人民，有哪一位不曾到过新山中央医院？

在POLIKLINIK的牌子后面有个展览会，展出关于精神健康的图片。大门边有一个大型的告示板，在正副局长的名字下，列着各部门主任和医务人员的名字。为首的便是医药部门，写着门诊部行政人具和专科医生的名字。排在最上面的一个，便是这光荣的名字：“DATUK DR M SINGARAVELOO”。

我明白了，何以他说，在政府医院，他可以为更多病人提供更有素质、更广泛的服务。

这是他的单纯。上帝喜欢单纯的人。

那麽，他的丰富呢？

让我从去年的一个事件谈起。

7.

1999年12月22日晚

晚上7时，我一家人在波德申濒海的NURI酒店的渡假屋内吃了亲手烹调的食物，胸前挂个牌子，沿着一条清风徐来的路，往酒店走去。

“今年的冬令生活营选的地点真不错。”路上，遇到一个中年的营员，露出悠閒的神情。“来一回冬令营就可以见到各地的朋友们，又充实自己，又轻松一下，十分值得。所以每年我都不忘报名参加。不管多麽忙碌，都要请个假，来热一热自己。”

“我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热情，热切的问候，觉得整个生命好像忽然间发亮起来。”我说。

“对了，还没有请教你的名字呢。”

真奇怪，还不认识对方，只凭胸前挂的这个牌子，就谈了这许多话。

我说：“我刚才遇见到邱先生，马六甲的老朋友，他使我非常高兴。

我带孩子去海边看日落，他穿着短裤也在那裡散步。他讲了一个非常动听的故事。

“他讲的是巴孛#4的信徒哈欣干的真实事迹。哈欣干是波斯卡山（Kashan）地方最可信赖的马车夫。有一天，他被一个富有而饱学的商人僱请，到一个地方去，行程要花几天的时间。一路上，商人因为瞧不起哈欣干而跟他保持距离，也不跟他说话。在他看来，哈欣干的信仰简直是离经叛道。

“他们必须停下来喂马和休息，还是得踫在一起。有一次，商人终于忍不住，打算劝一劝这位朋友，希望他回返正道。他走上前对哈欣干说：‘我以我全部的知识，尚无法看到巴孛的教义有任何切宜之处，而你，一个差不多文盲的人，竟自称懂得了他的真理吗？’哈欣干从地上抓起一把沙，让它从他的指缝间滑下来，说：‘像我这样的人，在社会裡没有地位，我们是沙滩上的沙，当早晨的太阳一出来，我们立刻反射太阳的光。有学问的人是宝石，被人藏在黑暗的箱子裡，收在屋子的角落，太阳高升了，它们仍睡在黑暗中。’商人被这个简单而意义丰富的譬喻所打动，终于放下傲慢的态度，和哈欣干坦诚的来往。

“那时，海上闪着夕阳的金光，我们脚下正踩着波德申的细沙。他说，没有东西可以相赠，就拿这个故事当作礼物吧。多年前读过这个故事，看到了旧友，脑子受到了激盪，就想起来了。

“这儿的朋友个个都很难得。”他说：“请问，你来自哪个县会？”

“新山。”

“新山，不就是威鲁医生当主席的县会吗？你们真幸运，有这样好的领导人。”

“每个人都有他特殊的能力，你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不讲个人崇拜。”

“论服务，谁比得上威鲁医生？我希望我能学到有他的十分之一。”

“邱先生也是和威鲁医生同时期的人，他们是好朋友。他们的吃苦精神，实在不是今天的年轻人所可以匹比。”

“他总是很低调，”他说：“他是一颗不肯被藏在箱子裡的鑽石，总是跟沙在一起。太阳一出来，就闪烁得非常耀眼。”

这个外表粗犷的人，头脑居然这麽精细，竟说出如此美妙的一个譬喻。

我们走进酒店大门，他一霎眼间就在人堆裡消失了。设在大门处的报到处前一片闹哄哄。一名会员催促大家到楼上去，因为开幕仪式即将开始。

我沿梯走上二楼，一个明亮的大礼堂早坐满了人。男人、女人、儿童、老人、少年、中年、穷人、富人、医生、律师、小贩、商人、学生、老师、作家、演员、画家、家庭主妇....黄的、黑的、棕的、白的、高尚的、低微的，前进的，倒退的，显露的，隐晦的....总之，各色各样。他们的衣着也有各色的纹彩，像我这样清一色衣裤的人并不多见。

午台上一面深色布条上写着耀眼的金色英文字：“新的力量、新的激励、前所未来有的机会。”除了一个讲台，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偶像、照片和旗帜之类，也没有供奉物。

一位妇女谈她和历年冬令营的情缘。之后，威鲁医生以清晰的嗓音发言。他说：“在这世纪交替的当儿，我们期望各国人民、各民族人士、各宗教人士和不同阶级之间，达致更大的和谐与团结。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毕竟是一家人。世界人民趋向于和好，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历史留存下来的孤立、排斥、敌视和偏见，虽然顽固，到了今天，已纷纷出现消缓的现象，而且越来越明显....”

他讲得简短明快，带着对未来的透视性见解。人们对未来总是带着诸多期许和恐惧，但是未来的社会是美好抑或丑陋，毕竟需要由今人去塑造。这是他的谈话引人兴趣的地方。他预示小人物也可以塑造未来，而且有决定性的因素。我从一堆人头往台上望过去，不经意间间瞧见他眼裡闪出一道智慧的光芒。

说毕，一位能言善道的司仪接过麦克风，唸出各州的名称。每唸一个州，来自该州的会员就站起来，竟然每一州都有代表到来。然后他唸到国，一口气唸了23个国家。每唸一个国家也都有人站起来。竟有23个国籍的人士，挤在这个“小小”的大厅裡。这已是一个未来融和社会的缩影。

没有神通、没有玄学、没有见証，没有一大堆不可被定义的名词。一切的言说和倾诉，都斥诸于理性的运用。一些高明的谈论者则善于利用艺术的语言，生动活泼地描绘。如果说它存在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就是：那裡来的这股推动力，使这群人自动自发地，从世界各地涌到这个小小的聚点？这力量还不够神奇吗？

我们看过了文娱表演和一齣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电影，人潮开始散开。我为了要处理一个伊班家庭的住宿事情，必须找威鲁医生。他挺直的身躯已不在人群裡。

到了楼下，原来他已下来了大厅，正和一群人坐在一起。我拉一张椅子坐下，听他们谈话。听着听着，把本来要办理的事也忘了。

他说：“其实我在很年幼的年龄，大概12、3岁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人们不应该永达分开在不同的地点祷告。那时，看到市镇上的印度庙、佛堂、基督教堂、和回教堂，都由不同的祭司、教士和僧侣主持祈祷仪式。民众这样分开在不同的场所默思祷告。我一直觉得，这是不对的，某个地方出现了错误。应该有一个包容性更大的东西，把这些宗教人士集合起来。”

1953年，伊朗的巴哈伊先驱 K．F Fozdar 先生及夫人 Shirin Fozdar来到马来西亚宣扬巴哈欧拉的思想教义。马六甲的袁其良和梁德基成为最早期的一批信徒。袁其良是一个充满良知的画家，梁德基把他在马六甲武吉峇鲁的豪宅捐给了这个组织。

在马六甲高等学府唸书的青年威鲁，时常到袁其良的女儿丽丽和他的夫婿贞那亚的家裡研读这个新思想和新教义，发觉他12岁的那个疑问得到了完满的答桉。他果然看到了各种不同的宗教人士，在一个共同的地方供奉上天。

名称？名称的不同是不是一个障碍呢？梁德基告诉他：海洋有不同的名字，如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印度洋等等，它们都是水，只是被叫于不同的名字。宗教也是如此，都是由上天那位至大的智者所启示，虽有不同的称号，但是基本上都是祂的宗教。

在进入大学先修班前夕，他成为一个巴哈伊，并成为马来西亚巴哈伊运动的“先行者”之一。童年的一个洞见，变成了一个终身不渝的奋斗目标。他数十年孜孜不倦地走在这条荆棘满途的路上，越走越宽广。他担任马来西亚总会理事达26年之久，其中有一半的时期担任它的主席。

今天，他是一个20万人巴哈伊社群的领导者之一，密切地关注着这个社群各方面的发展，包括社群教育、儿童班、出国拓荒、文字出版工作、区域发展、社经活动、硬体建设等事项的展开。

这是他的丰富。你或许会发现，他的丰富来自他的单纯。

8.

后记

我把记事簿裡关于威鲁医生的记录整理出来，却发现这些故事并无爱恨交织的情节，也没有缠绵绯恻的故事，恐怕吸引不了爱上流行小说的读者们。再说，他虽然拿了个“拿督”的衔头，但是和政治人物的爆光率相比，还是十分偏低。你不能把他和政治人物牵扯在一起，他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也不是任何政治要人的幕后人物，所以缺乏一种传媒所爱追逐的“公众趣味”。

他的生活和情感也和时髦大众的口味大不相同。严肃、不讲假话、不夸张、不善幽默、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深思熟虑，是一个容易被时下的青少年形容为“很烦”的人物。因而我曾犹预，是否应该把这样一篇文字拿去发表。

我的记录不过是一些破碎的片断，因为我有收集材料上的困难。威鲁医生很少谈及他自己的事。他对于谈论个人私事有种抗拒感，而且似乎把自己做过的事都忘记了。例如，他在麻坡县医院的服务，是他行医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在离开麻坡13年后的今天，他要是回去那裡，仍受到居民热诚的招待。但是，他却记不起有那一个特殊事件，令他毕生难忘。

他对我说：“不要提我个人的功劳，没什麽了不起的，也不是很值得书写。我不需要名声，别给我吹捧。如果你认为我所做的事那些地方是对公众有益的，就写那个部份好了。”

可是我看到了鲁依阿娜的毕业照。那是于1997年11月12日，在新山的RIMA学院留下的。威鲁医生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站在她两边。她已回去家乡，和当教师的父母亲住在一起了。也许这颗远在坦桑尼亚的心，正怀念着威鲁医生夫妇这两年半来父母般的关照。很少人愿意像他们那样，不带任何功利之心，收容一个普通的外国人在家中那麽久，并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怀。

我也想起了洗肾中心裡的许多人。他们也许没有能力买鲜花，（新山中央医院的心脏中心曾堆满鲜花，因为病人们太感激医生高明的手术、良好的医德和低廉的收费。）如果有能力的话，他们也会将这阴沉的洗肾中心散满鲜花的香味。冷酷社会中一个互助概念的始作俑者和履行者，是高尚的，总是牵动着社会的神经。大众无法有效地协助不幸者，所以期望有个无私的服务者出来，好让他们觉得舒服些。

当然，麻坡县的居民是想念他的。（这是我的叙述裡缺席的篇章）。

那个随时接见病人，甚至深夜也不拒绝病人上门求助的政府医生怎样了？他把人生中最美好的10年鞠躬尽粹地献给了麻坡人民。已过50岁的医生有没有发胖？抑或还是如28岁时的俏俊挺拔？他们一定会喜欢这样一篇报导。不因为它的文采，而是由于它的内容。

威鲁医生近年来把他的爱心也散播到糖尿病人身上。他是一个糖尿病专家，担任柔佛州糖尿病协会主席，迄今已有5年。他打算退休后全神投入这个服务领域。用这麽“闷”的工作来打发退休的馀年，此乃威鲁医生的本色。

今人在寻找失踪了的“健康人生”，往往遍寻而没有寻获。“糖尿病”现象不正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副产品吗？。也许，威鲁医生的手裡，有“健康人生”的钥匙。正是这把钥匙，启开了他旺盛的工作精力的宝库，数十年而不衰。个中奥秘很多人都想知道，聪明的读者们也许会从他生活的原貌中去寻找。

我也想起了我的朋友邱先生，和NURI酒店裡的那一批人。他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巴哈伊之中有一位杰出的“拿督辛加拉威鲁医生”。其中一些人对他的了解，比我还要清楚得多。但是一篇报导的文字，到底比口述的故事更加具体，更有组织。我想他们会把这样一篇报导收在透明的文件夹裡，互相传阅、欣赏。不是由于它的文采，而是因为它的内容。这样引伸开去，我终于找到我的读者了。相信他们也不嫌弃我笔锋上时而流露出来的“不正经”的语气。（完） 

注释：

#1：巴哈伊信仰：Bahai Faith，巴哈欧拉所创立的宗教，信徒叫巴哈伊。目前是世界流传最广的宗教之一，是我国受承认的宗教之一。

#2：阿博都巴哈：Abdul'Baha，（1844-1921)意思是“上天的奴僕”，巴哈伊信仰的中心人物之一，受封为爵士，被誉为“完美的典范”。

#3：巴哈欧拉：Baha'u'llah，（1817-1892），成立巴哈伊信仰，倡导人类一家，宗教统一。从精神原则出发，奠立世界和平与团结的基础。身为波斯贵族，一生流放。巴哈伊信仰迄今157年，流传200多个国家。

#4：巴孛：The Bab，这名字是“门”的意思，巴哈伊历史中的先驱，具有先知地位的神奇人物。

（1995年书，10-11-2000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