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共与她的集体主义精神

马共党所（网络图片）

距离《合艾和平协议》如今已过了32年，我们还需要谈论马共吗？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自然是没有必要了。然而当作一个社会学议题，马共却是一课生动的教材。马共所主张、奉行的集体主义和多元一体，在今天的马来西亚，乃至世界各地“民主国家”，却变得稀罕了。

集体主义却是个具有前瞻意义的新鲜事物、大同世界的一个征兆，谈论马共除了基于情感，也在于缅怀它所构建的这项意义。尽管这类话题常受狭隘分子干扰，然而这个沉重的话匣子，却是非要好好的打开不可。

在马克思之前，欧洲的哲学家们都没有注意到集体主义，黑格尔要人们具备良好的观念，认为只要每个人观念好，社会也就会好起来。黑格尔名气很大，然而他的一生大多数时间在大学里教书，“制造观念”，鲜少参与社会运动。

之前，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意思是说：“我在思想，所以有我。”天地万物林林总总，惟独这副会思考的躯体是可以被确定的，其他一切都不能被确定，或有待被确定。这何尝不是一种个人中心主义？只有我自己感受得到的才是真理，其他人说的，感受的，哪怕是圣贤，我也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这跟社会主义者对人民和国家的近乎“盲目”的信任，有很大的落差。

洛克的《政府论》有句名言，被写入美国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不可让渡的权力，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追求一己的幸福诚然是天经地义，然而个人事小，群体事大，个人不可为了自己获利，违背大众的利益，这一点更为重要。洛克没有把这一面写出来，造成今天的西方人很难了解中国人。

霍布斯更进一步，他的社会学理论提出人性本恶的观点，认为每个人都会谋取本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资源有限，所以，人与人之间互相争斗在所难免，人类社会也是丛林法则世界，只有让他们互相制衡才是解决之道。

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受到洛克等人的批判，认为人懂得自我反省，也有道德守则，因而会自我约束，不一定非要互相争夺不可。然而洛克阻止不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在英国的兴起，且大行其道。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促成了工业革命，之后延伸到大航海时代及殖民地时代。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以掠夺为目标，功利主义也就成为殖民主义者的理论根基。个人主义由此走入极端，成为一件极其有害的事物。

法国人卢梭提出“共和国”理念，有集体参与治国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却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在卢梭之后，马克思否定了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和黑格尔的唯心论，他庞大的思想体系里，将人们从观念的领域拉回现实的世界，认为观念来自于客观生活，主张人要进行社会实践，提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内容丰富的认知。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集体主义的要素，把个人和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

马克思主义在个人主义泛滥的西方，也没有形成主流，却在中国获得肯定，并融入中华文化，去芜存菁成为华夏建国理念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化后，它的经济学论述，引申自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根据矛盾统一架构起来的唯物史观，得到了人文关怀的补充与濡养，这是何以“原教旨”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失败了，而修订版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却得以大放异彩的原因。苏联属于欧洲，受个人主义影响较多，而中国传统思想讲究整体，集体主义含量高，两者虽然都得马克思主义指导，然而实际上发挥作用的却是集体主义，所以中国最终胜出。

中国农耕社会需要足够辽阔的土地和丰富的产能才能形成稳定的局面，防范北方民族的侵犯，因而朝廷很早就有发展道路，修浚水利的计划，国家观念，或说交融合作的和合观念，也早在先秦诸子百家时代就已形成。《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物致知”为儒家的认识论，似乎把西方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方法论以及亚里斯多德的归纳法都包括在内，融为一体了。王阳明说，格物致知的“物”要解读为“事件”。对国家和群体的认知，推而论之，也在这个范畴内。结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然而这不妨碍中华文化的伟大。”中国人的方法论，有别于西方从个人出发的那一套，讲究从集体、从实际出发。

以我个人的浅见，中国今天的强盛，要归功于古圣先贤对“个人”、“国”和“家”乃至“天下”的大量教诲，而对个人与群体的教诲，是同时出现的，从而促成了大一统，并延伸到今天团结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28年武装斗争，奠下了一个没有侵略者、殖民主义者和官僚，拥有完整主权的“干净”大地，在这基础上履行圣贤的事业，展开了73年的摸索与建设，其中从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改革开放进程，一路锐意进取、火力攻关，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式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政权更迭，而是接力赛似的前仆后继，紧盯“以民为本”的初衷，一棵“人民利益”的大树开花结果，满树缤纷，未曾寂寞；越过穷的门槛而富，越过富的门槛而强，一步步走出民族复兴的集体特色，确立了全民参与的管理机制。一党专政由人民监督，没有党派分赃的喋喋不休，虽未臻完美，已能充分体现天下主义的特有胸怀，由此迈向绿化多元高科技农庄的未来和谐世界。

武装与和平，都只是手段，我们看到了中共在和平时期的姿态，马共却没有机会进入这个阶段。马共与中共具有相同的文化渊源，意识形态基本上一致，我们可以用中共的例子来解读马共，未必精准，却能见其梗概。

随着它戛然停止了脚步，集体主义认知下激起的健康文化、大众教育、学习态度、牺牲精神、烈士英灵也成为只待缅怀的过去，一则小说的题材。另一边厢，个人自由无比神圣、不容侵犯的神像高高竖起，无所不在，一再撕裂着脆弱的社会，切割着更为脆弱的人际关系。

西方主流的基督教，涉及集体生活的教义也很少见，几乎完全没有提到，导致西方人一般上倾向于个人主义。主要原因绝不是“上帝之子”没有洞察这方面的问题，而是因为耶稣时期国家观念尚未形成，有效的集体生活形态也言之过早，社会尚属“修身齐家”时期，未及“治国平天下”阶段。耶稣集中精神在“修身”方面施教众生，在当时是最恰当不过的。

Horace Holley在Religion for Mankind一书中说，“基督教，诚如所有人无奈的承认，是一个个人、而非社会的宗教。为了了解个人宗教与社会宗教之间的区分，我们必须回到耶稣掌政期间，看他采用的宣教方法。耶稣会晤个人，或一群人或同时会晤许多群人，然而一群人也只是许多个别的男人和女人凑合在一起，那些在圣山上听闻布道的人士，完全根据自己本身的能力去理解。 正如我们的文明社会所炮制出来的各种公开演说会上的人群，暂时放下各自的阶级意识、政治立场和业务属性，全心参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表面团结今天依旧出现，不管是在教会、剧院还是运动场，只要节目的吸引力足于把人们带离他们的日常作业，他们都会到哪里去。耶稣的演说和交谈便具有这种乐趣，而且极其丰富，耶稣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至今依旧存在——他可将个人从社会中分离开去，视为一个本体的、永恒的灵魂。...”

兑现了耶稣以及以色列众先知的预言承诺的近代先知巴哈欧拉，表明承继了其他早期先知的事业，继续推动人类文明的前进。他以另一种语言重述耶稣等先知的教义，另外增加了专给新时代的指导，包括大量阐述集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奠定其原则基础，共商精神及社区特征与形态。巴哈伊在全球各地成立了有完整运作体系，可独立运作的社区，鼓励“广泛性参与”。

他说，“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这里的“民”，译自英文Citizen一词，为“公民”之意，非指一般人民，更不是许多个人凑合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意味着团结、法治、协调、合作、友爱与忍让的存在。这种集体生活给予个人的修身养性提供支援和保护，也为个人行动提供一个宽大的方向，赋予了个人生存在世的意义。可见个人主义模式过度到集体主义模式，是符合天道的，这个新趋势也跟孔夫子的大同世界遥相呼应。

上面，我们从宗教的角度说明了，个人主义及其量身订造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非“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亦非“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集体主义给了马共坚韧的生命力，在抗日战争中表露无遗。12万英军，面对3万余日军，望风披靡，而马共的人民抗日军最早一批165人，虽然不是训练有素的精英部队，也没有联军的武器支援，却能够从重重困难中走出来，笑到最后。

抗日军“独立队”之所以能够独立操作，乃因得到群众的支持。游击战士在群众的掩护下，神出鬼没，叫敌人骤不及防。后勤的供应与招募人员，分布各个角落，里应外合，令敌人难于兼顾。

英国人控制的136部队，远远没有这种战斗能力，基本上只能作些情报工作，一旦脱离抗日军队伍就寸步难行。有些外籍军员态度高傲，很难和抗日军衷诚合作。另一方面，英国人直到1945年5月之后，日军已露败象之际，才开始从空中抛下武器给马共，企图表现一点儿高贵的“契约精神”。这就是个人主义部队与集体主义部队的差别。

到了紧急状态时期，英国人深明马共的实力所在，采用了美国人对付红印第安人的下下策，为了斗垮4千名森林里的武装分子，将65万名华侨逐出他们的小农乐园，隔离在铁蒺藜筑起的“安全区”内，这，正好吻合了功利主义开创者边沁的那句名言：“有用即真理”，哪里还会想到这样搞下去，这个国家还能够被统治吗？当然结局也就只有一个：让马来亚独立。

集体主义下的种族互动，催生了马共的民族平等观念，这恰恰又是今天的马来西亚所极其渴望的。在马共的名人录里就有各族的领袖，如第10支队的领导人Wahi Annuar，马来民族主义阵线领袖Abdullah C.D，妇运领袖Shamsiah Fakeh，出席1948年伦敦帝国共产主义会议的Abdullah Rashid Maidin，著名战士Mohd Yatim Ayob均为巫裔，负责工运的领袖R.G. Balan和于1949年被吊死的泛马来亚联合职工会主席S.A. Ganapathy为印裔，陈平、陈田、阿成、张忠民、方壮璧等为华裔，也有日本籍和原住民战士。此外，马共也没有实施歧视性政策对待少数民族、妇女和弱势社群，而独立后的今天，国家却在种族主义的泥潭里苦苦挣扎，形成强烈的对比。

马共作为抗日战争中的胜利方，理应授予治理国家的权力，方为合理，然而英国人却采用莱特的诡计，利用马共服从领导的本性，令其交出5千件武器，6千800名（有说1万名）战士解甲归田后，进一步将其判为非法组织，将参与理政的大门完全关上，这也是“有用即真理”的另一种体现，“有用”是“只要对我有用”的缩写。

《合艾和平协议》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武装斗争，基本上是要马共自废武功，然后引颈自刎。然而这一切都有国内外因素交错促成，存在是一种平衡，不存在是另一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泰政府同意不予追究，也不采用“投降”之类，具有侮辱性的字眼。泰国政府根据合约，在勿洞建立了4个和平村。至于意识形态，却没有看到相关的文字予以禁锢。——其实，这也是无法被禁锢的——许多人却把自己禁锢了，32年过去了，关于回顾，关于检讨，还是十分稀落。今有友人要出版彼岸的《白鸽从这里起飞》，觉得有根红线仿佛还在哪里，总觉得有个沉重的匣子，装满着被压抑的话语，要出来重见天日，等待着那个掀盖的人，乃书此文。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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