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树芳的患难真情

纪树芳（左1）

●真情的剖白总令人动容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特别难忘的事情，这就是照亮他们生命的一颗颗闪亮的珍珠。而这珍珠总是隐藏在人们意识裡，可能遥远，也可能刚刚发生，非常接近，还留有遗温。

这珍珠的闪烁，偶尔出现在人们的言谈裡，给予我们一阵子意外。然而大多数时候，却是隐晦的，需要我们百般询问，才慢慢的想起，然后，喝了一杯咖啡之后，细细的道来。

这是何以我要写《真情剖白》这个系列的原因，为了让好的东西得以繁衍，让美的行为在人间传颂。

我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这生命的珍珠，我相信，人生阅历丰富的纪树芳必然可以随时掏出一串珍珠让我惊艳。

纪树芳今年50岁，未婚，出生于新山火车站一带。他说郭鹤年的老家就在他家附近，他的父亲和郭鹤年的家人也互相认识。早年，他曾到台湾工作，后来加入一个团体，在斯里兰卡、印度、柬埔塞、澳门、北京、天津和台湾进行社会服务工作。他在印度新德里的莲花型灵曦堂服务期间，曾接待前来访问的中国总审计师李金华。那时李金华还是一位省级的审计师，后来受温家宝赏识，升为总审计师，并以大胆揭露贪官污吏的行为，被中国人奉为人民英雄。

纪树芳回国后干回他的老本行，驾着一辆老旧的达善，装载着很多家当，什么人家裡水喉坏了，热水器发生了故障，或者要装天线，门铃，他随传随到。

2000年，他远离新山的亲戚朋友，隻身在北海。他喜欢北海的朋友和浓厚的人情味，最教人难忘的是那种肯为朋友赴汤蹈火的热情。他除了平日的工作，也在当地的巴哈伊团体内活动，有时在槟城、北海和居林的巴哈伊中心或朋友家中过夜。

●悲情突然由天而降

那年12月18日，他在北海小型工业区一间工厂安装聚光灯的时候，一不小心，从30尺高的地方摔了下来，当场昏迷。这一摔的力道好大，折断了他的左腿骨，右掌整个的断裂，动了两次手术才把骨头接好。左手骨头剧痛，原来是骨头移了位，经过多次的物理治疗都无法治好，至今依然隐隐发痛。他额头裂了一条大缝，差点把眼睛也弄瞎了，看东西有两三个影子。给槟城中央医院眼科专科医治后，方始痊癒。

他向我陈述了这次经历的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的春节。他说，在这海啸过后的灾难情怀还没散尽的当儿，讲些友情的故事令他觉得愉快。

他说，由于他的病情严重，辗转了两间北海私人诊所，医生都不敢接手医治。后来，北海中央医院用救护车把他送去槟城中央医院。在救护车内医务人员已开始抢救和办理他的住院文件，一到医院马上就进入手术室。他出了手术室回到病榻时，物理治疗部的医生们前来看他，以了解他的病情。

他说，他觉得不幸中最大的幸事，是遇到一批极其负责任的医生，他们不但医术好，也很有礼貌，有医德。起初，很多人都认为他的伤如此严重，很难痊癒，即使痊癒也必是个废人。然而，他在医院的关键性的3个星期内，採取非常合作的态度，从不给医务人员带来麻烦，

也很得医院人员的喜欢。就这样他捡回了自己的命。

然后转到一间在槟城丹绒布莪的私人疗养院，住了半年，其中的4个月必须坐轮椅。

手术后医生继续以物理治疗矫正他的松脱的骨骼，大大缩短了他坐轮椅的时间。他瘫痪的身体渐渐能够动弹，以致能够正常的活动和行走。他也不断地锻鍊自己的双手，虽然左手的骨骼的疼痛一直没有停止过，现在他却可以用这双手做各种活儿，干回他的老本行。他庆幸自己能够自立更生，生活虽然非常辛苦，却不必向别人伸手要钱。

●友谊伴着他走过一段艰苦的岁月

他说，发生意外那天，他所服务的团体的理事们正在开会，听到消息，马上停止会议，讨论他的问题。那些理事都是他的朋友，十分清楚他经济情况并不好。当时的决定是，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给他找最好的医生。

理事会把他的消息公开后，他在槟城的朋友们便以各自的方式给他各种协助。有两位朋友在他动手术前，把他们的信用卡交给他，说要用钱的话儘量刷卡好了，钱毕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另有几位朋友捐出了3千令吉的款项，叫他安心地治病。

纪树芳靠朋友的支援，加上保险费和亲戚的援助，刚好足于应付医药费和疗养院的全部费用。在这段日子裡，有很多朋友到医院和到疗养院探望他。甚至医院的护士都奇怪地询问，他一个水喉工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朋友，除了华人的朋友们，还有不少竟是印裔族的妇女和小孩子，他们想知道他是谁。

他有一名姐姐和一名哥哥住在新山，有一个弟弟在居林，但是他的朋友们都不知道如何联络他的家人。一名印裔朋友知道他于1994年前，曾在峇株巴辖服务6年，便摇了个电话给峇株巴辖的朋友，再由一名峇株巴辖的朋友转告他新山的姐姐。这位姐姐便让他在居林的弟弟知道这项消息。

他说，他的哥哥从新山北上槟城看他的时候，他们不熟悉去槟城医院的道路。有位朋友特别请了假，在槟城大桥附近一个地方等他的哥哥。他们彼此也不认识，靠认车牌才和车的颜色才联络上了。这种友情讲来令人动容，最难过的是最近自己生活拮挶，无能力北上和朋友们重聚，让他们看看，他虽然穷苦，身体却还是硬朗的。

在疗养院的时候，他体内燥热，不断地流汗。内脏大概都摔坏了，不然的话为什么总是这样热？他有一个月不能吃东西，只能吃些牛奶水。他把上衣脱了，觉得全身非常疼痛。他看到朋友总是觉得非常幸福。有些印裔朋友自己也贫穷，竟把家中的一些食品，如牛奶粉和水果之类带来。

他说，有些曾在团体生活中和他发生冲突的人，见他蒙受不幸事故，也完全忘了冲突所造成的心病，站在他的病榻前嘘寒问暖。半年后，医院给他作了一次访问，并把访问内容记录下来，他的个案成为一个医院参考的案件。

★悲情过后，更珍惜生命

纪树芳对于那些不肯服务的人，时常忍不住发出埋怨。他知道这样的埋怨对自己不好，却说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执着，见到不能认同的事情一定要说出来。

他说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叫钟芳蓉的台湾朋友和她的家人，他患难期间，钟芳蓉时常有电话打来问候。还有几个在天津的朋友也总没有忘记他。很多东西都在改变，唯这些友情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觉得自己的经历是特殊的，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竟然和很多精緻的人来往，使他时常觉得生命的可贵。这一次大难不死，也注定了他必须更努力地帮助别人。

这次意外使纪树芳更加穷困，但是他服务的决心反而加强了。当朋友打电话要求帮助的时候，他总是义不容辞。时常帮人修理水电什么的却不收钱，凡家裡有多馀的唱机之类的物体，他马上想着谁最需要它，并想办法送出去。

他很想去一趟北京

“我行走在上帝的道上”这句话裡有一个“我”字，而阿博都巴哈曾说，“我”是一个很坏的字。这使我曾经困惑，这句话该不该这样说。我上儒熹课程第七课时，华景松先生给我解开了迷津。这个“我”指的是灵性的我，而不是物质的我。物质的我无法走在上帝的灵性道上，而灵性的我无法走在物质的道上。

有时听人说：“我不喜欢你。”“我怀疑你。”“你不尊敬我。”这裡的“我”讲的都是个人的地位、权力，名誉、出发点都离不开自己的物质和世俗的慾望，这个“我”可真正是个坏字。

然而“我走在上帝的道上”这句话裡的我，却是需要为上帝的道牺牲物慾的自己，把自己放在上帝的道上。讲的虽然是“我的事”，实际上是上帝的事，众人的事。

阿博都巴哈有一篇着名的祷文，开头的三句是：“看着我，跟随我，如我一样。”衪劝请人们学习他，跟随他的脚步。我起初读到这句，觉得他这样说似乎很自我，后来恍然了悟，这个“我”不是物慾的我，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我。你越是追随阿博都巴哈，越是用心学习他，越能见到上帝的影子。

巴哈欧拉和巴孛也常用很权威的口气说“我的道”，这个“我”英文用的是大写的Our，即中文“朕”的意思。这“朕的道”跟过去皇帝的家天下可大不相同，我们不能用市侩眼光读它想它。这“我”或“朕”是非常纯淨的灵魂，完完全全从属于上帝的意愿，虽带有个性和个人风格，却没有半点儿个人主义令人厌恶的身段。上帝挑选了衪们作为衪的代言人，衪们讲“朕的道”，说的其实是代上天的道，我们通过这个伟大的“朕”进入上天恢宏的创造世界。

我的朋友纪树芳先生有一天到我家来，带来了一张剪报和一张相片，相片裡的他和一批中国人在一起，他指着前排坐着的一位人物，说那位先生就是今天中国人称为“人民英雄”的李金华先生。那年，他在印度新德里的灵曦堂服务，李金华先生忽然带了一批人来访，那时他是中国副审计长，他来的时候下着雨。

在灵曦堂服务的人之中，只有他和另一位也是从马来西亚籍的女孩子懂得中文，于是便由他们负责接待的工作。他起初并不晓得这批中国人的身份，只是本着一股热情接待他们。

李金华一行人参观了展览厅，看了录影片，在挂着阿博都巴哈相片的会客室裡，主宾坐下来交流。李金华对巴哈伊信仰有很大的兴趣，也问了一些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的状况。纪树芳问这嘉宾，巴哈伊信仰如果去中国，会受政府欢迎吗？

李金华回答说，那是肯定的，好的东西中国都能欢迎。

他在留言册上写道：“和平、幸福是人类共同的愿望，每个人都应为此作出努力。”

纪树芳后来把这同一张相片寄给李金华，回国后又寄了明信片去北京，第二年起没再通讯。他最遗撼的是工作不顺利，没有机会亲自去一趟北京。如果到北京，他可以不需要预约，就可以走进李金华的办事处。他曾邀请他去北京见他。

纪树芳平日给人做些拉电线修理水喉的工作，生活贫困，靠本身的积存到印度新德里的灵曦堂服务了半年。这莲花宫如天上的名花下凡，把世界各地的人们吸引前来，而这裡的主人翁大多是如纪树芳这样的身份微小的人物。

他那个几个月的生活忙碌，接待了林林总总的人物，包括像李金华这样的名人，觉得生命得以发光发热，表现了一些伟大的精神，充满了意义。他有机会见到巴哈欧拉的相片，巴哈欧拉和颜悦色而又隐隐透露威严的容貌，总是给他鼓舞和肯定。

最近，报章报导，中国审计长李金华因大手笔肃贪而被中国人民奉为“人民英雄”，民众对他讚不绝口，讚誉之馀又担心他的铁面无私不能为人所容，恐招致杀害。有人说，单单李金华一股清流是不够的，中国应有更好的体制制止贪污。

这消息在纪树芳心中激起了涟漪，如果巴哈欧拉的原则早一点儿在中国人之间普及起来，贪污的程度就会轻一点。

他讲这故事的时候，显得非常苦恼，其中一个苦恼的原因是没有机会去北京，或再去一趟灵曦堂。

他用了很多个“我”字，可听起来并不觉得厌烦，那不是他个人的故事，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应关心的事，这样的故事真该多讲。（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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