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客


 1.信

某个週末的晌午,梁士光在他的小房裡踱着方 步。朝西敞开的大窗不时迎来一阵凉风,把头顶上散发下来的热气吹散。他在凉意中感到辰光催促,便想起那封还没有写完的信。

室子一角摆着一张方桌,桌子上有本硬皮的玛莎路德传记,英文本。他一面阅读一面用一枝黄色彩笔将重点划上颜色,这颜色渐渐的成为他心图上斑烂的线条,玛莎路德忘我的脚步在这线条上留下她服务的痕迹。梁

梁士光昨晚在这桌边阅读这本书,一直读到眼睛疼得吃不消,才把书合上去睡觉。他的床在桌子旁边,张蓝色的纸笺被一个席镇压住。

客厅又小又暗,只有角落裡一株逐渐枯萎的铁树移到阳光的户外,那是房东种在角落裡的一棵植物。房东出去收废纸去了,底层客厅裡塞了几个木橱和一张桌子,再度激起了他把人也放在阳光下的志愿。

他的写信计划是最近才开始的,他在坊间买了几本少年杂志,从笔友栏上抄下一堆名字,然后逐个给他们写信。他的朋友不多,只好通过笔友栏寻找。

他的信中没有无病呻呤的东西,也不玩弄感情,跟他的为人一样,严肃谨慎。他所着眼的都是生活的现实,人生的体验,也批评不良的时尚。有些事,他儘管掌握得并不好,但是写来一丝不苟。他对文字仔细推敲,深怕少年们读不懂,这使他非常疲倦。

每天下班后,他就把自己锁在酷热的斗室裡,钢笔不停挥动,手心都写出汗来了。不久,他的桌上就堆了一叠厚厚的不同颜色和笔迹的纸笺。这些少年的覆函,是他服务社会的成绩。

他这平平凡凡的人,在任何方面都平平凡凡,唯有这些书信,或有在大众面前提一提的价值。两个月来,他热诚地投入这种新奇的服务中,每次放下笔,都向自己发出一个骄傲的笑。然而,他本来有神经衰弱,这一次紧张的操劳更使他受不了,耳朵裡常有一个蚊子般的声音在叫了。

房间另一端放着一架收音机,叽哩咕噜的独个儿不知在讲些什麽。运动鞋在收音机旁,散发出一股汗酸味。梁士光是一个很特别的笔友,他的信裡都是些教导人的东西,他以一个大哥的身份,给和他通信的少年各种人生的指导。这是他服务社会的方式,如果他的信能驱除一点儿不良的社会风气,他就算达到目的了。

他第一次给一个叫雪羚的女孩子写信,是在两个月前。她在笔友栏中表示喜欢交友、思考和阅读,她也住在吉隆坡,大家是街坊,有更多同样的话题。梁士光坦言,他是个满嘴髭鬚的三十二岁青年,但是年龄不应防碍他和少年人交朋友。十天后他果然收到雪玲的回信,后来她又给他写了三封信。

她的信也和其他人的信一样,总是语无论次,零零碎碎的写着一些刹那的感觉。雪羚也坦言,她害怕和上了年纪的人来往,因为这会使她显得很幼稚。然后她又表示,收到梁士光的信使她觉得很好玩,他的信写得很棒。

她似乎只管拿他来取笑,说他必定是个长得很帅的人,还问他可否寄张相片来印証一下。

梁士光作出一个苦笑,这小妮子竟然拿他来取笑,他不知道下一封信该怎麽写,才可以摆脱被人奚落的困境。但是这个简单的计划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他对雪羚的信一筹莫展。这时候他发现,一路来他认为自己最行的书写,原来也还是不怎麽行。他不知道下一封信要怎样写,才能摆脱这少年人的奚落,并正视他在信裡所谈的主题。

“你总不致于只是写几封信,就当作尽了社会义务吧? ”他对自己说。觉得要为大众做点什麽事儿,对一个有心无钱的青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坐了下来,脑子裡却一片混浊。半个月来他心到手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触礁。他有13个笔友,他像一个大英雄挥动一枝大笔,和13个敌人作战。那枝他大学毕业后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墨水笔也非常合作,从来没有给他带来麻烦。但是今天它沉重异常,挥也挥不动。


2.孤岛

他推开一扇门,走到凉台上。一个风铃叮叮的轻响,似是一名辅导老师在召唤他的学生。风依然很凉,而且增加了强度。他的心随着风飘了出去,和一群尚未被太阳的热力驱散的麻雀,在一棵灌木的细枝上鸣噪耍戏。草坪上,最后一队踢球的孩子尚未散去,他们站立的地方就是他昨天傍晚躺下来,观看白昼与黑夜交替的那片草地。

从草坪的尽处可以看见锁在雾裡的吉隆坡。它像一条困在幽谷裡,不断翻腾的蛟龙。有一架飞机从吉隆坡塔上飞过,留下一道白色的烟痕,好像什麽人用粉笔和墨汁写了一个偌大的T字。下面那条蛟龙则张开大口,把所有的车辆吞进他的肚子裡。

那个景象是许多人骄傲和自信的泉源,是一个国家在许多国家之间冒出头来的象征。它被摄成美丽的图片送到外国游客手裡,被编入优美的旋律予以表扬歌颂。但是梁士光却不喜欢往那个方向凝视,他觉得自己老是被那景象的戾气所压迫。

他向远处眺望,觉得累了,就低下头来。窗前马路上不知何时多了一群孩子,在柏油路上划格子玩“飞机人头  ”,吱吱喳喳的吵嚷着,像刚才那一群麻雀。

梁士光认出其中两个孩子不久前曾经大吵一顿,导致两个家长隔着一堵牆相骂。现在两个孩子又在一起玩了,完全忘了那次的打架,两个长辈还是不肯先向对方打招呼。

梁士光在一个叫巴哈伊社群的非官方组织裡担任一名翻译员。他懂得一些英文,中文水准平平。靠一本〈牛津高级双解辞典〉的帮助,他勉强译得通顺的句子。但是他译得很慢,也并不轻松。一篇文字总要涂涂改改多次,才能定稿。有时他读到自己译出来的古灵精怪的东西,忍不住发笑。

他常给那些曲曲折折的英文逼入死谷,这时他会走出工作室,到一个乒乓室裡躺下来。在休息中往往又勐然跳起来,因为想到了一个适当的字句。同事们觉得他行动古怪,但是对他的工作性质知道得不多,他不是一个喜欢讲自己的事情的人。

到了月杪,团体就发给他一笔微薄的薪水。好几次,辞职的念头从他脑子裡闪过。但是,一想到译出来的东西对他人的灵性发展有帮助,而志愿团体寻找一个人代替他也不容易,就把这个念头搁下。还是天天揹着一个书包挤巴士上下班,有时一面做翻译一面啃着一个白面包。

然而他的苦恼还不在于薪水的少,他一直觉得生活乾瘪,很少激动的东西充实自己的灵魂。他在信中劝导别人走向开阔的人生,自己却活在一个孤岛上。他并不写他已经做的事,而是他希望要做的事。

“是的,我不能只是随便写几封信,给几个可能跟本不需要辅导的少年,就当作是儘了社会义务吧!”这样的反省使他倍觉苦恼。

   

3.屋园

梁士光沿着一条大水沟的路,走向不远处的一个大排档吃早餐。屋园裡住着的人可真不少,每隔一两份钟就有一个人,或一群人,或一辆车子打从身边经过。都是彼此见过面,但并不熟络的邻人。彼此每天踩着同一道路进进出出,从同一道水管裡取水,靠同一片屋瓦遮天避日,但是又不怎麽来往,总是从一个别人的口中打听另一个人的消息。当制水、停电或发生火灾时,才稍有一种靠近的感觉。

屋园裡洋溢着一个丰富多姿的生活战场,每一个人都有对生存独特的体认,但是那个社群没有对梁士光带来任何明显的意义,别人也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什麽义意。他只是寄居在那裡,像海星暂寓在珊瑚上。那裡充满了面孔和名字,跟任何地方一样。但也仅仅是一堆名字和面孔,和城市裡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两样。

每逢星期一的市集会出现一片人潮,梁士光也免不了要往人群裡鑽。但这摩肩接踵的人流,并没有使他产生亲切和安全感。好几次,他在交叉的巷口和人撞个满怀,彼此匆匆地说声“对不起”便走开,并不因此互相认识。

一大早就挤拥着到各地找生活的人群,到了下午二时许,又像潮水般往自己的家裡流回去。不到三时,整个屋园又是闹烘烘的像有节庆的样子了。梁士光听到附近一间屋子裡传出哀怨的诵经声,和着卖冰淇淋的轻音乐一併传来。旋即,一阵悉悉嗦嗦的麻将声,从背后一排房子的其中一间传出来。平日衣衫随便的家庭主妇,也换上鲜色的衣裳,略施脂粉,加入博杀的桌子上追求刹那的乐趣。

在享乐的大主题和诵经的小主题之中,梁士光看到一个妇女匆匆走过。他想起有一次,她的丈夫,一个不负责任的德士司机,揪着她的头髮,一路骂着拖回家去。不久后,也就是东方情人节那天,她的女儿失了踪。失踪时还穿着工作制服。她找遍附近的卡拉OK和酒廊,都没有寻着。

梁士光想去拜访这户人家,却怕被她拒绝。他又怕自己讲不出适当的话,场面很尴尬。他的胆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竟变小了,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刚从台湾回来的那几年,他和几个旧同学常常聚会,他们有谈不完的趣事,他也充满着活泼和生气。但是这个小圈子逐渐散落,他又没有在新的环境裡找到可以寄託精神的朋友,便一步步陷入孤芳自赏的陷阱裡。

加上他懂得一些文字,而这正是他的缺点,因为靠这个本领,他只能够做那最没出息的翻译工作。

太阳渐渐热起来了,幸亏还有风。附近大道旁一列扶疏的清明树被风掀动,露出浅绿的叶底,像巨人张开沉睡的眼睛,察看这熙攘的人群。

卖早市的小贩们已把档口收好,而午市和夜市小贩正准傋开档。一辆撑着一面大伞的电单车停在树荫下,通过一个扩音器卖豆腐花。梁士光暂时忘了那封有个米奇鼠的雪羚的信、那个可怜的妇人、她的失踪的女儿,和他自己的暗淡无光的前途。他忽然想去一间公会内找人下棋。这时,一辆迷你巴士忽然停在他的身旁,放下一个塔客。梁士光突然有一阵冲动,便跳上了那辆巴士。


 4.风

不断有人上巴士,巴士裡越来越拥挤,有一个女孩子在他面前摇摇晃晃。她的左手拿着一大叠书本,另一隻手老是扶不稳,有好几次整个人躺在别的搭客身上。梁士光向她示意,她就把书本放在他的腿上,腾出左手捉住椅背的把手,她终于站稳了。

下车时,她亲和地看了他一眼,小声道了声谢谢。他没说什麽,却觉得潜藏在他心中的一股勇气,发挥了作用。他下车时脚步十分轻快。

会所的大门敞开着,像一个坦荡的伟人张开着的臂膀。髹着白漆的大楼透射出朴素和静美的神韵。梁士光踏着熟悉的混凝土走进去,跟两位在门外谈话的印裔朋友点点头。

他向图书馆走去,到门口处他的同事,达雅族青年英梳对他说:

“那个美国女人又来了。”

“谁?”

“珍贝露。”

“哦,老远的从美国飞来这裡?我们去见见她。”

他走进窗明几淨的大厅,灰色的地毯清洁而柔软,牆上高低有致地挂着几幅抽象画。有一幅摄影作品,拍了一个如出水芙蓉的白色建筑物,贴在黑色的天幕上,那是一个供人默思的场所。

志愿团体那时正筹办“世界娃娃大展”,已收到的世界各地洋娃娃两百多个,摆在一个台上让记者拍照,同时也举行一个新闻发佈会。许多平时较少露面的朋友都来了。在靠窗的一个角落,他瞥见一堆人围着一个碧眼金睛的女人。

珍贝露还是和两年前一样,脸上爬满皱纹,眼睛炯炯有神。两年前,梁士光随同友人访问一个新村,珍贝露也在队中。村民们对这亲切而又有丰富学问的美国女人特别感兴趣。

珍贝露是世界娃娃展美国区的协理,为着那次的展览会特别从美国携来了一批印第安人、黑人和白人的洋娃娃。她拿着一个本地罕见的洋娃娃说:

“你看,这个娃娃多麽富有生活气息?”

那是一个制作粗糙的印第安人洋娃娃,一个母亲揹着她的孩子,在田间劳动。

梁士光瞧着那些艺术品,觉得珍贝露和他之间,有同样的审美观。他被她吸引,便坐下来听她说话。

不知怎地,他们谈起了风。

“你们老是爱问我,是什麽风把你吹到这裡来,”珍贝露说:“其实,我很喜欢风,它老是照着它的主人的意愿,四处裡吹拂。即吹沙漠,也吹海洋;即访问贫民窟,也莅临富人的庄园。你爱它也好,恨它也好,它都不在意。既不气馁,也不得意忘形,它是大地的外交家。 ”

大家觉得这句话蛮有意思,便静下片刻,回味它的意义。英梳端上热茶来,每人都拿了一杯。梁士光明白,珍贝露是拿风来譬喻自己,她所追求的正是风的精神。

她说:“我喜欢你们的真纯和朴素,你们没有假惺惺的态度,当一个华人说‘是的’,他是表示同意。但是一个美国人说‘YES’时,却不一定赞同,他只是为了消除你反驳他的意图,接下来他就要说出截然不同的意见。”

将近黄昏,珍贝露想出去看看。梁士光刚好无事,团体领导就叫他陪客。这差事他是求之不得。于是他和客人鑽进英梳的车子,开出塞车的彭亨路。上了加叻大道,田野青翠,天高云霁,珍贝露唱了一支歌儿:


A plea for one world

is heard in many different lands

This is a plea of a world

that is  hungry for peace


Let all men come together

Let all men live together

Happily, in all kinds of weather

Singing a song of peace


风从车窗外吹进来。她项间挂着的一条红色丝巾,和她的六十岁的歌声,在风中盪漾着。


5.草场

梁士光告诉珍贝露说,他的弟弟因参加私会党,被学校开除了。他把他从乡下接来城裡,跟他住在一起。但是他不久又和私会党搞上了关係。他想把他送去新加坡学厨艺,以便远离不良分子。这件事尚未有着落,他又因涉嫌勒索被捕,给他的家人带来了很多麻烦。这件

事使他非常伤心。

“所以你给少年们写信?”

他点头,有点不好意思。

“你做了很多事情,”她说。“你的心地多麽善良啊!”

这句话勾起了他心中一股沉睡很久的温馨感。有一段颇长的时间,他以为他的温馨感已经死了,被干瘪的生活磨掉了,在比赛谁更成功的逐鹿中沉睡了。以致他只想到自己的失败,而没想到独自一人搞那样一个计划,在别人眼裡是多麽的勇敢。

车子驶入住宅区的时候,太阳已经斜照,长着一排“清明树”的那条巷子树影班驳,行人却是更热闹了。他们在一个档口坐下,叫了一些小食。

有一个翘着八字髭的锡克人,走过来向他们兜售一种古币。梁士光对古币没兴趣,又怕是膺品,没睬那人,他便到别的档位去卖。

饭后,他们走过一个水果档,见一面牌子写着“香梨每公斤两元半”,觉得很便宜,正想买。却看到粗笔写的“公”字上,有一道铅笔线,轻轻的从中间划过。原来是每斤两元半,他们便又立刻走开。

一个美国妇女,一个华人和一个达雅人怎麽会走在一起,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越过三排四层高的店屋,进入住宅区内,来到一片小小的青草地。

珍贝露看见一个漂緻的小女孩在近处骑木马。她弯身要跟小孩握手。她一跳下马走了,远远的瞪着这个陌生人。

一会儿她又回去骑木马了。珍贝露在买了一支雪糕给她吃。这回她没有跑开了。正把雪糕凑到嘴边,一个妇人跑来,一把抢了,扔进沟裡。

“没吃过雪糕吗?野孩子!”她粗声粗气的说。  

珍贝露走过去和妇人讲话,但她掉转头走开了。

“算了吧,”梁士光说:“她担心遇上坏心肠的人,将孩子骗了。现代人都不得不这样想,心裡老是在提防,累得很。”

“可能她以为那雪糕裡藏着什麽古怪,当她和你之间有一层隔膜时,最平常的事情也会引起最要命的疑虑。”

那小女孩忽然又出现在木马上面,大概还捨不得离开游艺场。她好奇的眼光,远远地望过来。珍贝露向她招招手。她笑笑,又跑过来了。

珍贝露从手袋裡陶出一个小小的纸凋,递到她的鼻子下,“这个给你,喜欢吗?”小孩早忘了刚才那顿骂,欢天喜地地接过了这个小礼物。正想拿去给她的朋友看,不料妇人气急败坏地跑来,又一把抢了,扔在垃圾桶裡:

“不许拿陌生人的东西!走!”

她拉着孩子的手,像逃命似的,匆匆走出那车小小的青草地。

“她的心是一扇紧闭的门扉。”梁士光说。

“对,但是你瞧,她把那个孩子养得多麽美丽!”珍贝露说,没有显得厌恶。

他对这回答感到惊异,想起了刚才她说的,关于风的言论。


 6.天堂鸟

夜色渐浓,吹了一整天的风仍在轻拂,路上有些纸屑在打圈圈。他们来到一间家门前。女主人是梁士光的旧同乡,上云顶去了,非到午夜过后不回家。男主人是一个德士司机,也像幽灵一样,走失得不知去向。家裡只剩下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正在弄快熟面充饥。

“欢迎我来吗?”珍贝露把一隻手搭在那个女孩子的肩上,瞧着她的脸,裂开一个笑容。

“她叫阿容。”梁士光向客人介绍。

阿容有些害怕,见是梁叔叔的朋友,而没闪避。珍贝露肥大的身体坐在小小的廉价屋厅裡,阿容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

珍贝露用简单的英语和她谈起话来。阿容讲了几句英语,她就讚她的英语讲得好。她取出一本相簿,让她看一些她的生活照,从这些生活照裡她又讲了一些自己的和别人的故事。她提到洋娃娃和她收集这些娃娃的经过,并邀请她去参观娃娃展览会。

阿容却不怎麽认真听,显得心事重重,也不多话。她不时瞥一眼珍贝露旁边的梁士光,见珍贝露那怪异的眼睛看着她,不好意思地坐直身体,看着她嘴角的一道皱纹。

那皱纹随着她的嘴巴的翕动而忽长忽短,她不懂的东西梁士光热诚地给她讲解,这使她觉得好像担任一个戏剧的主角,一个大排明星。

“人家那麽看得起你,你却跑去那种地方玩?”她想,心裡矛盾起来。

门边传来了笑声,跑出几个小孩子。其中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孩很面善,正是刚才从玩艺场跑掉的那个。珍贝露把他们拉了进来,屋子裡一下子多了许多天真的声音。

她在折一张纸,一边问:“你们猜,这是一只什麽鸟?”

“老鹰。”一个说。

“没这样凶,不对。”

“乌鸦。”

“大鹏。”

“都不是,一隻载着我们一起飞的鸟。”

“飞机。”

“麻雀。”引起一阵哄堂。

“你们看,这是什麽鸟?”她摺好了,把它高举过眉,它有一根长长的往上翘的尾巴,垂着两面巨大的翅膀。

“它还不能飞,为什麽?”

“因为它没有机器。”

“不对。”珍贝露笑笑说:“因为它没有灵魂。”

“我给她灵魂。”一个男孩吹了一口气。

“不是这样。”她说着,用笔在它的头部划了两个大眼睛,“它的灵魂来了,这是灵魂之窗。”

她叫梁士光在一边翅膀写上一个“男”字,另一边翅膀写了个“女”字,翅膀和尾巴都彩上青色和蓝色的羽毛。

“这边是男和女,青色和蓝色是地球上各色的人种。”珍贝露解释说:“就像你们的眼睛是黑的,我的眼睛是什麽颜色?”

“蓝色。” 

“对,海的颜色。”珍贝露说:“如果只有一边翅膀摆动,可以飞上天吗?”

“不能。”

“一定要两边合作才行,是不是?”

珍贝露在尾巴一按,它的翅膀就往上摆,再往上一提,它又往下摆。孩子们高兴地叫道:“它飞了!”

“有一种花叫天堂鸟花,你们看过吧?天堂鸟你们你们见过吗?这是一隻很大的鸟,一边载着男人,一边载着女人,往天堂裡飞去。如果男女两边表现出合作的态度,它就把一直飞到天堂的门口才停下,如果两边的男女互相吵架,它就把闹事的人从半空中丢下来,于是一边重一边轻,其他的人也坐不稳,大家都抵达不了天堂。好了,我问你们,你们是不是天堂鸟所喜欢的? ”

他们都说“是”,深怕被它从半空中丢下来。


 7.阿容

孩子们争抢那隻鸟的时候,阿容忽然神色怪异地跟梁士光说:“有一件事我很久就想告诉你了,却一直没有机会。跟您通信的那个雪羚就是我,我用朋友的地走,所以你不知道。”

梁士光脸孔充血,他也不晓得为什麽自己忽然间那麽紧张。也许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也许,像一个人的秘密忽然被人揭露出来,而忧喜参半,不知所措。

这时他才想起,阿容和她的父母亲不同,她喜欢交笔友和阅读,他怎麽没注意到这个孩子?   

“哦,很好。原来妳就是我的笔友。谢谢妳给我写了这几封信。”他感概地说:“那信中的你和现实中的你多麽不同啊,你怎会动起脑筋跟我讨相片?”

“那些东西都是东抄西抄的,”阿容诚实地招供:“几个朋友轮流抄,一不小心把那段要相片的话也抄了进去。记起来的时候,信已寄出去了。真对不起。”

“这下好了,我以后再也不需要绞脑汁写信了。今天是一个美丽的巧合,我也弄明白了一件事,所有的文字,都不及一个简单的访问;一次会面恳谈,好过纸上的千言万语。”

阿容的话开始多起来,她说她的功课不好,而她的父母也不打算让她读很多书,她只好自作打算。她想学英语,作为将来谋职的一个手段,问梁士光可否愿意当她的英语老师。

梁士光没多想,就答应了。他想到珍贝露从老远的美国来到此地,还不是为了见见这儿的人们,尤其是以前的朋友们,我们又怎能连近在身边的邻居都不顾呢?

他的心情开朗起来了,觉得那个屋园也有其可爱的一面,只是这些优点藏在人的心裡,需要加以挖掘才能显露出来。

正如所有的友情,都需要一点儿勇气才有个起步。他们的友情在这样直接和坦白的谈话裡建立起来了。这位苦恼的翻译员也走出了他的困境,在枯燥的文字无法表达的地方,他以活泼的访问来取代。(1983年,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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