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政抗疫与民主抗疫

人类跟病毒打仗，归根到底只有两种姿态。一种是面对面的打，打到分出胜负为止。另一种是弃械投降，上帝跟病毒，你要跟谁就跟谁，政府管不了那么多。

仗怎么打？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第一：要知道敌人在哪里，第二：不要让它走散，第三：不要让它获得增援，第四：集中火力把它消灭。

四个步骤必须同时进行，阵容浩大自不必说。一个国家如果有一千万人，那么这一千万人个个都是兵士和将领，一部分不幸沦为俘虏，没有旁观者。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我们对疫劫的打击力度也是史无前例的“无孔不入”。

牵涉既那么广，必然有宏观的指挥、中观的规划、微观的协调。政府和人民，在抗疫中不分你我。

在武汉，是正面对抗的模式，在南韩、德国，乃至其他地方，不也是这个模式吗？打的都是科学战，战天斗地，天昏地暗，然而有些人，好像天外来的，讲话不着边际的，把这么直白的战役，解读为“暴政抗疫”和“民主抗疫”两种类型。

中国跟世卫和其他国家分享抗疫经验，支援120个国家，他们却把这样的好事，解读为输出“中国模式”，急急忙忙搬出所谓“民主模式”，企图跟它分庭抗礼。分享本来是爱的表现，然而有些人的感官有问题，觉得那是文化侵略。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中国向世界输出病毒”。有几个想空手套白狼的，还真的来个兴讼起诉，简直是末日景象。

我们这里的华文报言论，也常有出自这个调子的文章，譬如4月15日星洲日报黄子豪的文章《中国抗疫模式是否全球楷模》就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环顾现实环境，中国的抗疫模式其实并无法在世界其他地方被复制。如果我们审视武汉市对抗疫情的方程式，它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却又常常被人忽略的关键点，那就是严密的基层组织和无孔不入的监控数据。”

我的朋友，也是我们士姑来居民的大众友人巫程豪医生，向来热心政治，推广民主政治不遗余力。他阁下最近去了一趟中国，恰巧碰上武汉封城，回来就发表了一篇鸿文，（4月8日星洲日报：《精明病毒教训统治精英》）。我们以为他会写些可歌可泣的抗疫故事，顺便向政府推介中国模式，不料他也摆出同样一个架势，目光如炬只看李文亮事件，在这里大做文章。

他说警方的调查李文亮医生，警告他不许发言，是件“可耻”的事。这导致中国失去防控疫情最佳的时间窗口，“暴露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弱点”，并认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没有伴随经济的开放而来，是导致“体系内缺乏基本的资讯流通”的原因。

他又说，中国抗疫，不专业也不“红”。所谓“红”，是指中共应当依照马克思的理论，在“后工业时代”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

言论，可以从实际出发，也可以从概念出发，巫医生看来是从概念出发的。先设定一个概念，然后找一个事件套上去。概念是“政治民主化”，事件是李文亮事件。

依照这样的思路，如果李文亮事件可以证明中国遏制言论自由，那么，为什么这事件过了不久，武汉就封城了？还不是国务院听取了钟南山和李兰娟两位院士的报告，就决定封城的吗？何以李克强不继续执行封口令，封杀所有的吹哨人呢？如果这样，政府就可以假装不知情，让疫情蔓延久一点，至少到过了新年，做了一万亿交易之后，才来考虑封城。但是他做的事可谓“匪夷所思“：邀请了这两位院士去国务院做报告，并依据他们的专家看法，下达了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指令。

由台独发动的“中国遏制言论自由”论，现在显得陈旧了，也引不起多少共鸣。“李文亮法案”，摆在美国国会，这么快，就变成了昨日黄花。因为我们看见，在大洋另一端，“民主抗疫”的美国，相比之下，对吹哨人的态度，蛮横多了。

起初，有几位西雅图和纽约的医生和护士，因为向上司呈报疫情而被免了职。假如“民主抗疫”是以人民为主，那么政府应该很快发现那项决定是错误的，并及时纠正，然而，到了罗斯福号航母舰长申报疫情泄漏事件，当局却依然故我，还是采取比李文亮严厉的多的免职处分，说明“民主抗疫”其实是政治化抗疫，跟真正的民主没有半点关系。

“民主”是“独裁”的进步，民主是独裁的跨越和取代，民主的好处，也只有跟独裁相比，在这个“中庸”的范围内，才能显现出来。它给人更多发言的自由，有利于磋商和合作，然而，一旦变成了政治造势的武器、舆论攻势的筹码，就踩到了中庸的红线，对文明造成破坏了。

可见“民主抗疫”模式——如果可以说是一种模式的话——这个模式是僵硬的，没有反思能力的，双重标准的，没有复制和宣扬的必要。

回头看武汉牙医李文亮，在网络上发表疫情消息受到公安警告，并不难理解。在未确定疫情之前，避免谣言满天飞，原也是当局的责任。这公安是称职的，处理的手法或有失灵活，造成讯息传达缓慢，那是有待改善的协调问题，无关民主或暴政。毕竟，又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的畅通无阻呢？

那么，“暴政”这个词，是否可以合适地扣在中国头上呢？今天扯上这个课题，是因为我们是华人，而华人总是容易被人联想到，牵连到，到时恐怕要甩也甩不掉。

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在这历史的非常时刻，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盼望有个国家站出来，引导其他国家，共同建立大同世界的新秩序。

这个国家必须掌握上天的道义，而不是根据人为的主义。希望中国就是这个众人渴望的对象，因为她即有这个意愿，也有足够的能力。因为有期待，所以有要求。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必须对她进行审查。如果发现她是独裁暴政，那我们就死了这条心，如果她的确是个新型的，比民主还要优越的制度，有磋商的民主，有集体参与办大事的机制，有合作共赢的理念，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科学态度，我们就要知道应该做什么了，以后的故事可长呢！

要认识中国，必须看她在做什么，做了些什么，而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主观，认为她应该做什么，什么地方没做好。

专制国家是不抗疫的，他们不做这种繁琐的事情，也不知道怎样做。暴君永远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不理会人民的死活。他们只有家天下的幻梦，要把国家的财富通通扫进他的仓库里。如果有一天，暴君要动员全国的民众，如希特勒的斜斜举起他那傲岸的右手，绝对不会是件好事，绝对不会是“团结人民办大事”，而是要强迫他们上战场当他的炮灰。如果暴君要发展科技，要偷窃外星人的黑技术，那是为了实现他当上世界霸主的野心，绝对不会是要让人民过好日子。

中国的抗疫其实非常民主，这民主性表现在“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摆在第一位”这个大原则上。处理疫情实事求是的态度，确保了执行的效率和素质，真正的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中国政府是“大政府”，意思是说，政府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是一种无限责任。无限责任意味着在危机面前，政府保护人民是不惜一切代价。还有什么比这个“无限责任”更加“民主”的呢？中国人民相信和支持政府的比例达到80%，高出一般民主国家许多，譬如法国人民支持政府的比例只有18%。西方民主政府都是“小政府”，在疫情面前，很难做到“全国总动员”。

中共早已迈出“民主”的脚步，在马克思所说的“后工业时代”，只是巫程豪没有看见，他要的西式自由民主，并没有出现。然而民主是什么，不是西方说了算，而是真理说了算。

在这样一个认知和精神的驱动下，一听到武汉出现奇怪的病症，许多医务专家立刻意识到工作来了，不能坐视不顾，不约而同的自动自发，启程前往武汉了解实况。领导层也断然做出了最符合人民意愿的决定，接下来的一幕就是大家熟悉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热烈景象，谭德塞形容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动员”的中国模式。我们的评论员，对中国的动员能力，可还是抱持肯定态度的，然而没有进一步探讨，何以一个“专政”的政府，能有那么大的动员能力？

专栏作家达祖丁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他看到宗教司对教徒说：“如果你死了，你会选择阿拉还是病毒？”目的不外是蛊惑教徒去回教堂祈祷，然而也能解读为人与上天关系的密切。中共没有宗教术语，但是她以政策对人与天的阐述，恐怕比宗教还要透彻。国家倾全力保护你的生命，而你的生命是上天给的，那国家不也是等于崇拜上天吗？关于这点，早在62年前，就有迹可寻。

1958年6月30日，新中国成立第9年，毛泽东一天读报，获悉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一时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直到“微风拂煦（xu），旭日临窗”，他遥望南天，欣然下笔，写了《送瘟神》七言律诗两首：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血吸虫是一种白色线状寄生虫，寄生在钉螺体内，成虫钻进人的皮肤引发血吸虫病。病患逐渐丧失劳动能力，引发肝硬化，死亡率高。此疫流行2千年，旧社会无法扑灭。

中共中央于1953年，派出100多名医务人员，配合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到灾区治山理水，填壕平沟，消灭钉螺。经过2年的努力，终于成功消灭血吸虫病，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首描写血吸虫肆虐下的农村凄凉景象，折射出历代王朝对它的置若罔闻、高高挂起。所谓“旧社会”，包括了解放前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这里头就有暴君和民主政府，然而对这疾病都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反正，小虫再猖狂也不会攻击金银大厅里的达官显贵，只亲近荒郊野人。

那时的中国初创不久，百废待兴，却依然抽出一只手，雷厉风行整治这千年宿病。毛泽东对老百姓寄予厚望：六亿神州尽舜尧，青山着意化为桥。正是这种对人民的高度信赖和期望造就了那神秘的动员能力，在武汉的抗疫队伍里光荣绽放。

中国不但动员人民抗疫，也动员人民绿化沙漠、建万里高铁、南水北调、全国脱贫、高科技攻关等等，这些，岂是可以用“极权高压”手段来达致？脱下政治的有色眼镜，向自己的理性鞠躬，一切都看得更加清楚。

那么，“民主抗疫”又是什么回事呢？

我上面说了，抗疫只有“主战”、“主降”两派，没有绥靖主和派。特朗普的“民主抗疫”，真正意图，就是“主降”，放弃战斗。对于救人，他已意兴阑珊，“感染十万人就证明我们做得很好了”。

你看他全身散发出战斗的气焰，以为他必然是抗疫英雄无疑，其实他的战场不是在疫情，而在金融。对此，他没有露出丝毫的犹豫。但他不能直白地说出来，以免被那些嗅觉敏锐的政敌见缝插针，等着看他倒霉。为了隐蔽他不可告人的意图，他必须表示赞成抗疫，然而他的计划总是遭到破坏。奥巴马、民主党、疾控中心、中国和世卫组织，都在“破坏”他，那是民主的不幸，但他是最懂病毒的人。

特朗普于3月22日宣布8州进入紧急状态，有传染病专家指出，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防止蔓延时间窗口，如果早两个星期宣布管制令，死亡人数可减少90%。如果早一个星期，也可以减少60%。

这类“恶评”对特朗普可是毫毛无损，他看来没有“悬崖勒马”的意思。从一月初（可能更早）疫情爆发至今，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着资本家的利益，接下来一场壮烈的金融狙击战等着他披甲上阵。抗疫的话也还是要说，但更多的是表情和演技。他靠这交易的内功忽悠着他所熟悉的选民，好歹哄着他们，让他们给他护航，有惊无险度过11月的險滩。

他像一头饥饿秃鹰——不就是纽约城外的埋尸小岛上，盘旋空中的那群秃鹰中的一只吗？——死死盯着一头患病的狮子，等到狮子快要死了，立刻飞过去吃它的肉。不料，狮子奇迹般痊愈过来，秃鹰倒是自己吓了一跳，飞开了，觉得越发饥饿难受。

然而，它改不了吃肉的习惯，又飞去其他地方寻找垂死的野兽。疫情之下，到处都是奄奄一息的兽类，引诱着他的欲望，但没有人知道他要从哪里下手，可能他自己都觉得没有个兜底。他必须为那23万亿美元国债寻找出路，印钞机正震天假响，2008年那群狙击手也都还在，整装待发。这就注定了他必然要发动一场攻势，一次金融的“薅（hao）羊毛”战役。如果有一头野兽先他而死，那么，它吃了这动物的肉，自己就强壮了。

这就是特朗普的逻辑，一个正在摩拳擦掌人，抗疫的心情已抛到九霄云外。你看他宣布了紧急状态后，不鼓励人民遵守，反而发推文说要解放这个州那个州，又蛊惑民众上街示威反对限令，就知道，他早已放弃战斗。

150年来没有经历过炮火洗礼的美国世外桃源的神仙们，这回麻烦可大了。那个富裕繁华的美利坚大泡泡被戳破了，原来是一家玩金钱游戏的公司，由白宫做庄推出的庞氏骗局，跟全世界的玩家玩了几十年，年年都赚，你们一帮小投资者才会这样写意，躺着拿钱，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政府也算是情至义尽了。2020年耶稣不佑自由女神，弹尽粮绝了无力回天，不得已，只能拔插头了，你们自己保重吧！（文：202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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